文章来源于REUTER，我略为翻译一下。大家可以对照看看。
By Stephen Brown
Updated: 8:11 a.m. ET Oct. 7, 2004STOCKHOLM - Austria’s Elfriede Jelinek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on Thursday for her controversial novels and
plays in which she attack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explores sexuality and p
olitical extremism in Europe.
奥地利的Elfriede Jelinek在星期四，因为她富有争议的小说和剧本而获得了诺贝尔
文学奖。在她的作品中，她抨击了针对妇女的暴力，探索了性以及欧洲政治极端主义
等问题。
Born in 1946 to a father of Czech-Jewish origins and a Viennese mother, she
is best-known for her autobiographical 1983 novel ’The Piano Teacher’, which
was made into a movie in 2001.
她1946年出生，父亲是捷克和犹太血统，母亲是威尼斯人。她最著名的作品是1983年
出版的自传体小说《钢琴教师》，该书在2001年被改编成电影。
(more…)
刚才我看到了一篇《李约瑟难题与东方主义》的文章，其中大体上概述了西方中心论和
东方主义的形成，李约瑟难题：什么东西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由经验科学向近代理论科学
的演变？李约瑟通过“中国科学技术史”工程解决了这一难题。而这篇文章的作者的主
要观点是：李约瑟仍然没有逃出种族中心论的束缚，只要他出生在彼族，拥有彼族的思
维方式，那么他在看待此族的文化问题时就无可避免的沾染偏见色彩。
就我所知，您对社会文化现象有所研究，我想探问您对此问题、东方主义的问题有着什
么样的看法，或者可否推荐一些网络内的相关文字资料，现在我觉得好像晕晕的。
like.2003.1.7.盼复
＝＝＝＝＝＝＝＝＝＝＝＝＝＝＝＝＝＝＝＝＝＝＝＝＝＝＝＝＝＝＝＝＝＝＝＝＝＝
对不起，这么晚才答复你，一来因为要考试，二来你的问题问得很大，也不是一言两语
能够说清楚。不过我不喜欢你的语气，呵呵，一口一个您，咱们没有那么生分吧，好歹
也认识这么久了阿。
你在信中提到了“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这本身就是一个西洋词汇，如果我们想
脱离欧洲中心论的窠臼来讨论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就请我们现在就忘记这个词。不过
在我们忘记这个词之前，我想指出的是，绝对的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是几乎从中国文化
社区的内部来关照东方文明的兴衰际遇，实际上不过是以一种偏见代替了另外一种偏见。
绝对超然独立的视角是不存在的，文化学者自身的价值评判标和美学取向准就带有文化
色彩。有人说文化就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这种说法有些偏激，不过我们确信的
是，文化就象血液和空气，将我们的全身浸淫，我们欲逃无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关
于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中国的学界基本上是从西方借鉴过来建立的，这里
面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个更加尴尬的现实：即使那些纯粹本土的中国学者，他们看待中国
文化的眼光也有可能是西化的。
好了，回到正题，也就是李约瑟的难题：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由经验科
学向近代理论科学的演变呢？这实际是任何一个中西文化比较学者都关注过的问题，关
于这方面的书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计其数。近代除了李约瑟，费正清这些东方研究
学者是经典外，辜鸿铭也是一个有趣的个案。此人生在马来西亚，是地地道道的归国华
侨，却在五四时期的北大一身前清遗老遗少的装扮。他的《论中国人的精神》是用英文
写的，到处都能买到，可以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一读，呵呵，主要是因为辜鸿铭对于
东方文明的热爱近乎偏执，连女人裹脚到他嘴里也成了东方的文化精萃。还要关注的是
胡适，也用英文写了一些书，譬如那本《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哈工大书店就有卖。
另外，我还推荐殷海光，林语堂，梁漱冥和钱钟书，他们几个在中西文化关系上都有绝
妙的论述。而当代的学者，在中国，首推北大的老教授张岱年， 其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结
构性特点的论著在图书馆可以找到一些。另外，E书时空上可以下载到一本非常好的书，
名字叫《兴盛与危机――论中国文化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从前言开始就在思考你
提出的问题，并且对思考本身也提出了反思。如果你找不到我可以用附件发给你。
现在我简单谈谈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几个基本观点。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的古代文明一样，已经不可避免的衰败了。这是社会发展的
必然，我们不必学王国维投水来祭奠这个文化的死亡。我们和西方文明的差距不仅仅体
现在技术科学，也体现在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
第二，我们曾经有过比欧洲灿烂得多的文化，这其中包括让李约瑟羡慕不已的科学技术
，这其中自然以四大发明为代表了。造纸术给西方平民带去了廉价的圣经读本，从而直
接让罗马教会的宗教垄断破产，而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宗教改革正是西方走出黑
暗的中世纪迈入现代社会的起点。纸张作为思想的物质载体，它的普及对于启民智的效
果不可估量。而这一切巨变，在造纸术的发源地，中国，没有看到。火药是西方迈向文
明的又一个重要酵母。中国人用火药来做鞭炮，但是西方人用火药实现了军事上从冷兵
器向热兵器时代的飞跃。没有西方殖民者的船坚利炮，就不会有甲午战争后中国的一败
涂地。指南针对于文明的意义就更加明显了。我同意《河殇》中的一个观点，即将西方
文明看作是一种海洋文明，或者说蓝色文明，而中国则是一种内陆文明，或者说是黄色
文明。苏晓康进一步认为中国文化的救赎之路在于敞开国门，拥抱蓝色文明。姑且不看
这样的说法对不对，我们只需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从哥伦布时代开始，欧洲列强的扩
张都是从海上开始的。和陆地不一样，大海是一个能够极大地刺激一个民族想象力和野
心的地方，你永远都想象不到海岸线那边会是怎样一个到处都是香料，可可，象牙，钻
石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在中国的民间文化中，绝少有关于“宝藏，海盗，
船长，水手”这样的叙事原型，而在西方，大海从来都是和浪漫，征服，财富联系在一
起的，小孩子耳熟能详的都是关于水手在甲板上歌唱，海盗把宝藏埋藏在某个神秘海岛
，或者小飞侠Peter Pan勇斗HooK船长的各种故事。在英美小说中，更是不乏以海上探险
为背景的经典著作，譬如欧亨利的，譬如约瑟夫康拉德的等等。但是，仔细想想，我们
的童年有自己的“海盗”和“船长”吗？
第三，中国的亚细亚式农耕模式，或者说地缘特性，加上先秦文化对中国整体文化心理
的影响，终于形成了我么中国特有的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和异乎寻常的文化惯性。比
较看看那些世界上的其他三大文明，除了中国还是百节之虫，死而不僵以外，哪个不都
是灰飞烟灭了呢？是的，我们衰老，但可惜我们并不老而弥壮。中国文明何去何从？如
果不能对李约瑟的问题做出一个比较满意的回答，我想任何对未来文明的建构方案都是
不会令人满意的。我只是把我认为最合理的一种解释模型和你交流一下。
先看文化心理。虽然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是实际上“内圣外王”还
是占据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理人格。在内心的修行上，孔夫子的学说强调要“天人
合一”，这一点和西方的“征服自然”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从先秦一开始，中国人
就定下了重玄想，轻实验的学术基调。而老子虽然说“以无为，而无不为”和“大音希
声，大象无形”，但是实际上更加强化了中国人求整体，求笼统，求综合和知觉上重直
觉的价值系统。所以，中国人要求的“道”一开始就是形而上学的，直指宇宙的根本，
而西方人讲究的“知识”／“逻辑”却是可以归纳和演绎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另外
我们还要注意，“原罪”是西方文化之所以充满旺盛的野性扩张力的另一个合理解释。
正因为人是被上帝驱逐的有罪的东西，所以为了获得永久的彼岸关怀，人们不得不不断
的征服自然，改造自我从而来获得亲近上帝的神力。而在中国，人和天一开始就是一个
不分彼此的概念，所以人和自然要和平相处，因为宇宙就存在于内心之中。所以，真正
的问道正途是对经理的考据，而不是技术科学，实验科学。虽然我们历史不乏能人异士
，但是他们的发明创造被讥笑为“奇技淫巧”，很快就被淹没在主流学术的汪洋大海中
。
然后再对比中西方的经济发展我们会看得更加清楚些。欧洲大陆诸侯林立，文化各异，
征战不断，在火药和指南针的协助下，欧洲人开始在海洋上扩张，掠夺。这一切带来的
是殖民贸易的空前繁盛。殖民贸易上升，因而刺激国内的产品生产；为了扩大生产从而
攫取更大的利润，家庭式的作坊生产被大规模的工厂生产取代；而这个时候生产的需求
自然又刺激人们对提高生产力的期待，于是进而带动科学技术的空前繁荣。用于科学发
明很好的和生产需要结合起来了，形成了良性循环，他们越发达，就需要越先进的科学
技术，而科学技术越先进，他们就能造成更多更好的机器，从而更加发达。回头来看我
们，中国的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一直不能打破，就是因为我们处于一个相对隔绝的内大
陆中，虽然有匈奴等北方民族的不断骚扰，但是总体来说，中华文明在几千年里缺少实
质性的竞争对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几千年不变，似乎也没有必要变，因为它是缓解
国内社会张力的有效途径，能够让天子放心的君临天下。所以我们虽然有漫长的海岸线
，但是却没有自己的海洋文明（郑和下西洋就是一次绝妙的历史反讽），我们闭关锁国
，我们不思进取，我们不想征服别人，我们没有扩张的野心。这些有经济的原因，有文
化心理的原因，有地缘的原因。最后等我们醒悟过来懂得要去建立新军对抗外敌的时候
，一切已经太晚了。关于这点，读读莫言的《檀香刑》也会很有帮助。
好了，今天先写到这里。如果你不介意，我打算把这个通信发到WISDOM，期望能引起更
加广泛深入的讨论。不知道你的意见如何？盼复！
当阿根廷在日韩世界杯上黯然出局的那个刹那，潘帕斯雄鹰重重的跌落。巴蒂斯图塔留下了伤心的热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白发老人在黎明的街上呼喊：“凭什么让我们这样受苦受难！”全世界那些钟爱攻势足球钟爱阿根廷的人们，包括那些痛并快乐着的白岩松和据说并不懂足球的沈冰都陷入了哲学意义上的“如丧考妣”中。在一个信仰沦丧的二十一世纪，究竟是什么让那么多的人给自己贴上球迷的标签然后加入到疯狂观注世界杯的行列中去？
除了美国还在傲慢的关注自己的NBA总决赛和武兹差劲的推杆，几乎全世界的眼球都在关注着日本和韩国的绿茵场上那个滚动的皮球。《南方周末》的编辑们甚至还煞有介事的把中国对土耳其的比赛描述成古老的大唐后代和同样没落的突厥子孙们的一次历史性对话，而媒介正是几千年前风靡长安城的鞠捄。这样一个火热的六月，足球俨
然成为了地球上最大的宗教，任何胆敢宣称自己不喜欢足球的言论都成了反文化的亵渎。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狂热？难道仅仅是因为贪恋贝克汉姆精准的任意球和罗纳尔多洁白的暴牙？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不对。对于绝大多数球迷来说，足球满足的不是国家荣誉或者体育意义上的竞技表演，足球真正满足的是那种人类自古以来就需要的一种狂欢化发泄。而这种狂欢化正是维系社会稳定，尤其是集权国家社会稳定的必不可少的途径。
说到这里，让我们先来思考为什么我们大满贯的乒乓球金牌抵不过国足在金州一次拙劣的表演来得诱人？因为足球运动的观众席可以容纳一个北欧小城市的所有居民，平壤的一个体育场据说可以容纳七八万人。这么多人集合在一起，穿着各种奇装异服，带着喇叭和唢呐，带着大鼓和烟花，挥舞着国旗，有的人还把自己的脸上涂抹的像京剧脸谱，某个瑞典球迷甚至还光着上身在肚皮上写“法国队，再见了”。大家可以以足球的名义酗酒，叫骂，斗殴，甚至裸奔。那些没有机会去现场看球的人们则聚集在市中心的电视大屏幕下，聚集在酒吧里，聚集在大学食堂或者宿舍的电视厅，他们为每一次成功的盘带而叫喊，为每一次偏离横梁的射门而叹息，脏话的使用率变得空前之高。所有这些，在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的平常时候都会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你见过某个妙龄少女穿着三点式裹着国旗脸蛋上画着标语去上班吗？你看过某个男士在公交车上赤裸着上身，拿着二锅头，高喊“中国队，牛逼～”吗？），但是在重大足球比赛这样的特定节日，他们的离经叛道和情感宣泄得到了默许，并在集体的共鸣中找到了共振的快感。欲望尤其亢奋的最后发展成了足球流氓，并在高压水龙头面前达到了高潮；欲望正常的也在集体场所看球时成功的满足了平时被压抑的“操你妈”的冲动。对比一下，乒乓球，篮球，羽毛球的场馆就小得多，观众们的行为也收敛得多，以至于需要雇用职业啦啦队和跳热舞的小妹妹们才能完成气氛的烘托工作。另外，足球的活动场地是草地，这种发生在自然背景下的野性奔袭和碰撞更加容易激发人们潜意识中某些东西，而这些，恰恰又是那些人工塑胶跑道的田径比赛和人工地板场地的篮球等不能比拟的。
所以，只有足球，而不是别的什么运动，能够实现全民的狂欢化。那么，狂欢化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呢？狂欢化（carnival)这个概念是俄国学者巴赫金曾在上个世纪提出来的。这个词不仅仅被广泛的应用在文学批评领域，文化研究领域，甚至已经深入到社会学，人类学的各种著作中。巴赫金是在深入研究欧洲中世纪的文化风俗和拉伯雷的《巨人传》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个词。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教会控制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人们绘画雕塑的题材只能是宗教人物和典故，禁止亵渎上帝，任何异教徒都有可能被捆到柱子上公开烧死，最轻也是刺穿舌头。人们被禁止娱乐，世俗的歌曲和戏剧演出被取缔，古希腊的人文传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禁忌，宗教的道德和法律束缚着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但是在这个时候，封建统治者会定期的举办各种篝火仪式，那一天人们可以不分贫贱，老幼，和男女，大家可以戴上面具在公众场合唱歌跳舞，制造各种喧闹，甚至性交。
在巴赫金看来，生活在集权和思想压迫的社会的人们会在平时的生活中积累大量的无意识愤怒，从原始社会延絙下来的狂欢化节日可以有效地发泄人们心中郁积的力量，从而消弭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达到社会的稳定。不能有效引导人们狂欢化的社会就容易失控，爆发革命和集体骚乱（譬如印度尼西亚的排华骚乱让那些平日温文尔雅的邻居刹那间便成了强盗和魔鬼）。在现代化的语境下，狂欢化的诉求则更多的表现在了讽刺性的文学作品，电影（譬如在民间流行的《大史记》就用夸张讽刺的剪辑配音来表达了很多大众心中的想法）等文艺题材上，当然，还有我今天提到的足球等体育运动。
正如王怡所暗示的那样，足球的游戏规则建构了一个貌似平等的乌托邦，弱小贫穷的民族（如经受经济危机折磨的阿根廷人）更多的把自己的足球队看成了强大的罗马，把巴蒂斯图塔看成了凯撒大帝。世界杯是这个乌托邦的信仰者们的圣飨，从后殖民地的塞内加尔击败宗祖国开始，足球就赋予了这个乌托邦里的人们想象的最大可能。黑非洲那些吃不饱饭的第三世界兄弟们和围着头巾的阿拉伯穆斯林开始平等的和欧洲豪门平等的对话，而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国家足球队则不得不在这个世界杯俱乐部里成了唯唯诺诺的平庸者，那些曾经渴望用石块围攻美国大使馆的民族主义青年也在中国队幻想击败巴西甚至进入十六强的过程中食用了可口的精神大麻。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满足着我们渴望平等对话的集体无意识，这种足球乌托邦的政治秩序和公共规则让我们暂时忘却了现实社会的各种压迫和不公，从而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狂欢化过程。
研究背景
在近三十年的欧美文学批评界，从来没有一个批评家像巴赫金吸引了如此之多的热烈讨论和深入研究。各种各样关于巴赫金的论文，专著，期刊，研讨会，甚至研究所，都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巴赫金这种经久不衰的魅力正是来源于他理论体系的高度不确定性，未完成性，兼容性和开放性。当然，更重要的是，巴赫金以其特有的睿智把思维的触角从文学批评发轫，揭示了人类文明中的某种共性的东西，并且将小说理论发展到正统的诗学的高度。而社会学者，政治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等都从他的思想中找到灵感，并在这个高度全球化的后现代语境中，发展出独特的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一位学者称巴赫金为“诗人”，因为他和诗人一样，“充分的言说出了所有人心里都感觉到的但是却无法表达的东西。”
巴赫金的生前和生后际遇都是现代文学史上富于戏剧性的故事。这位出生于1895年苏联西部城市奥廖尔的天才思想家在他23岁的时候取得了圣彼得堡的古典文学学士学位。在二十年代，巴赫金终日浪迹于苏联的几个小城市，和他文学圈子里面的几个朋友们讨论各种各样的哲学，宗教，政治话题。早年的巴赫金受康德，克尔凯郭尔，克亨的影响颇深，自觉的把继承了欧洲的古老的哲学传统。俄罗斯内战后，巴赫金来到了列宁格勒，并开始在1929年写作他那本改变了以后文学理论面貌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但是几乎在同时，斯大林的白色恐怖也开始伸向了苏联的知识分子。巴赫金被逮捕了，并遭到了流放。他本人连同他的著作一样在人们的视野中销声匿迹，很多西方偶尔对他感兴趣的学者甚至都以为他死掉了，而巴赫金提出的“创作问题”也被淹没了近三十年。直到1963年，当苏联的政治空气吹进几缕自由的暖风的时候，巴赫金才重新回来，并修订了当年的那本书，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为题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从此，欧美的文学研究者开始惊呼“发现巴赫金”，并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研究队伍，而俄罗斯也后来居上，凭借语言和文化优势，对巴赫金理论做了很多有意义的阐述和发展。在这一领域上，中国的学者一落伍就是二十年。一直到1998年，我们才由河北出版社推出了国内著名巴赫金学者白春仁先生主译的《巴赫金全集》（六卷）。目前，和国外的巴赫金热正日益降温相比，国内学者对于巴赫金的研究正越来越热，“复调”“对话”“狂欢化”等词频繁的出现于各种学术论文的标题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时髦。
总的来说，大家在做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从纯文艺理论的角度来阐述巴赫金的思想体系，并试图扩宽或者补足其理论的能指和阙失。第二，应用巴赫金小说诗学的主要原则来解读中国传统文学和当代文学中的复调性。（譬如有人研究《红楼梦》《尘埃落定》的复调特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在巴赫金研究中有价值的创见并不多，很多甚至仅仅是停留在对某些时髦术语的简单误读上。
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论文拟题为《巴赫金复调小说的诗学问题》，这个题目显然来自于他本人的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这其实正是巴赫金所说的“仿格”。巴赫金认为仿格是实现双声语的重要修辞手段。因而，本文也希望能够通过对复调理论的分析和反思来达到和他的声音进行对话的目的。具体的来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 爬梳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重要思想，重新提炼他的诗学主题，即对话，复调，双声语等。这也许是国内任何一本关于西方文艺理论的教科书都总结过的。但是我希望能够在反复研读巴赫金全集的基础上，能独立的将之重新表述出来。
2） 针对国内某些该领域论文的缺陷，指出我们在理解巴赫金中的误区，并力图廓清巴赫金某些被曲解被混淆的的重要概念。因为人们在研究巴赫金的时候，会发现巴赫金在创造使用某些特殊的术语时，很少对之做出严格的定义（如“对话”这个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某些人望文生义，将巴赫金的学说浅薄化。
3） 将巴赫金的思想置身于他所处的大的文化语境中，分析他和当时的哲学传统，文学运动，以及政治氛围中的可能的对话关系。这其中将重点关注康德（巴赫金就是因为公开讲授他的理论而遭到告密并被逮捕留放），索绪尔，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批评，俄罗斯的形式主义批评（主要是陌生化诗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等。
4） 大范围收集最新资料，介绍西方学界关于巴赫金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其中对于巴赫金的尖锐批评以及其拥护者的响应。本文将试图在这个“众声喧哗”中，以平等的身份加入对话中，并力求提出一些原创性的观点。
5） 结合上述论及的复调小说的诗学问题，本文将通过巴赫金生前生后的小说文本做例子，在传统叙事学和新叙事学的框架下，对复调小说的可能形式，修辞格，以及所谓的超语言学特征做一个全新的归纳和拓展，从而实证巴赫金思想的未完成性。
6） 简要的讨论巴赫金诗学在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应用前景和借鉴价值，预测未来进一步对话的可能领域和途径。
本论文的意义首先在于，巴赫金的研究是西方文艺理论研究的最前沿。巴赫金的思想内容繁杂，博大精深，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批评小说理论的范畴，甚至上升到人类思考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本身，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本文将从巴赫金原著以及海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出发，本着不盲从，不盲信，不作文字搬运工，独立思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力图能做出真正原创性的文学批评。
(more…)
虽然作为一个语言学专业的学生，但是在德高望重的陆老先生面前，我几乎没有什么发
言权。上次脱口而出的一些谬论既然老先生让我自圆其说，那我只要殚精竭力的找出一
点佐证，来供大家课堂讨论参考。
首先我需要的重新表述我的观点：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成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源地
，从某种程度上与我们的汉语自身构造缺陷有关系。这样一个论断是建立在一个这样的
五个前提之上：
1） 虽然中国有着伟大的四大发明，但是中国在近代对科学文明的贡献远远不如欧美，
这样一种落后一直保持到现在，甚至有扩大的趋势。
2） 无论是古汉语还是改革后的现代汉语，汉语虽然具备其他外国无法比拟的优势，但
是汉语自身的内在缺陷的存在也是不争的事实。
3） 虽然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研究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开始并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但是Sapir-Whorf假说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们对语言与思维互相影响的基本论断。
4） 文化是社会艺术，思维，风俗的独特系统，所以思维的特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
民族的社会文化的特性。
5） 中国在近代科学文明中的衰败和落伍和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综上所述，我的逻辑推理为：汉语的缺陷影响汉语使用者的思维，思维变异导致文化劣
根性，文化劣根性制约科学的发展。
汉字的内在缺陷问题
总所周知，汉语缺乏识记规律，难学难记，不易掌握，根据廖才高先生在1997年的一篇
论文，我们可以先对汉语的载体“汉字”的缺陷做一个总结：
1） 汉字没有统一规则的标音符号。汉字近五万个，根据1998年语委会颁布的《现代汉
语通用字表》我们有现代通用字7000个。这么多字，却没有一个比较严格的读音规律。
汉语的形声字本来既表意又表音，但是现存的形声字大部分失去了正确的标音功能。
2） 汉语形体结构多种多样，没有统一的规律性，不易辨认，理解，合体字和独体字难
以区别，给区别形旁声旁带来了麻烦。
3） 部分汉字结构复杂，转折多，难记难写，也有碍于书写速度。说文解字上最多的笔
画数达到37划。
4） 汉字一字多音的现象很严重，很不利于学习掌握。
5） 汉字中音差极小的近音字多，即是汉语学习的难点，也给人们念准汉字带来了麻烦
。现代汉语一共有410多个基本音节，其中有几十组的音质差别非常微笑，给南方的很多
方言区的使用者带来了很大的发音障碍。
6） 汉字虽然是表意文字，但现存的汉字缺乏统一规则而且科学的意旁，不便于正确的
辨认和识记。
根据高万云在《汉语的结构特点和语用语法》（1997年第一期 河北师范学报 社会科学
版）这篇文章对吕叔湘，郭绍虞，胡玉树等多个汉语语法学家的的观点的总结，汉语语
法结构特点可以表述如下：
1． 没有形态变化。
2． 词，短语，句子的结构基本一致。
3． 词法跟句法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4． 量词丰富。
5． 词序与虚词是主要的语法手段。
6． 词序的固定与否，虚词的省略与否，对语境有着极大的依赖性。
7． 基本的结构虽然对应简单，但是其具体形式却复杂多变。
正是由于汉语具有以上的特点，所以汉语没有形态语言所具有的严密的语法学，汉语讲
究的的是语义的流动，语气的沉浮，语用的和谐。所以，汉语在组合的时候更加强调深
沉的逻辑事理基础，更加注重文化心理和“合作原则”,更需要上下文隐含或省略的帮助
，更突出信息的焦点。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从柏拉图开始，语言就被视为是思维的外衣。我们通常可以从一个人的语言来了解
他的真实企图，甚至他的人格特点。在这种基础上，思维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独白。如果
没有思维，语言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没有语言，思维就没有形式得到表达。虽然语言
学家对这个关系问题还存在着争论，但是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在人发展自己的语言能力
的同时，他的思维能力也同时得到了提高。
非常著名的Sapir-Whorf假说则如此表述语言对思维的决定性关系：
1） 一个人的思维完全由他的母语决定，因为一个人只能通过母语编码成的概念和类别
对世界进行感知。
2） 一个语言系统所编码成的概念和类别是该语言系统所独有的，与任何其他语言系统
都不一样。
虽然该假说后来受到了抨击，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个发源于索绪尔和洪德堡的观点
从某种程度上正确说明了思维对语言的依存关系。我从另外一本书中找到了一个医学上
的论据来进一步阐明这一点：
题记：
“美国是一个精神幼儿园，在那里，千千万万困惑的儿童正试图用错误的积木来拼
写‘上帝’这个词。”
—美国诗人E. A. 罗宾逊
在美国喧嚣嘈杂的二十年代，菲茨杰拉德是位名副其实的“金童”。
他创造了真正的一文千金的神话—在鼎盛时期，他每一篇短篇小说的身价是四千美元，
几乎是一个字一美元。一贯矜持稳重的T. S. 在读完他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后，甚至
断言，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是“自亨利. 詹姆士后,美国小说向前跨出的第一步”。那个时
候的他，更是香车美人，应有尽有，辗转于欧美两地的豪门酒会，成了那个时代青年人
的代言人和偶像。他的同龄挚友海明威这时还不过是籍籍无名的文学青年。 然而仅仅二
十多年后，当海明威站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上时，菲茨杰拉德的书已经被人们悄悄的
忘却。今天，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海明威的名字已经成为了普通的文学常识，而知道菲
茨杰拉德的中国读者却很少。大概是早就预见到了这种反差，多愁善感的菲茨杰拉德曾
在与海明威绝交后不久，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我与失败这一权威对话，厄内斯特则
是与成功这一权威对话。我们永远不会再次面对面的坐在同一张桌前了。”然而，如果
说海明威的文学品格是无可比拟的话，菲茨杰拉德后来的“失败和潦倒”在文学史上却
也有海明威无可替代的意义。透过海明威，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人类雄性力量的张扬；透
过菲茨杰拉德，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美国当时整个的社会。
F. Scott 菲茨杰拉德1896年9月24日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首府圣保罗。他的外祖父
彼. 弗. 麦奎林是圣保罗的商人。他具有当地中产阶级商人的典型特点：诚实，敏锐，精
明。他一手创办的杂货批发业在他辞世时已经拥有了价值一百多万美元的资财。他在遗
嘱中将二十五万美元分给了菲茨杰拉德的母亲和他的另外四个孩子。所以，菲茨杰拉德
能称得上出身于乡村贵族阶级，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母亲家族背景。当菲茨杰拉德成为
普林斯顿大学小有名气的剧作家和运动员时，圣保罗的地方报纸还详尽的报道了他在那
儿的一举一动，由此可见当时麦奎林的名字在圣保罗还是响当当的。他的父亲爱德华. 菲
茨杰拉德也是个商人。在儿子出生不久，他就带领孩子们举家迁往纽约的包法罗。但是
他父亲在东部混得并不好，不久又灰溜溜的搬回了圣保罗，在那里菲茨杰拉德度完了自
己的童年。虽然此时菲茨杰拉德的父母已经年过半百，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似乎走入了穷
途末路，但是他们对小菲茨杰拉德的宠爱是无以复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