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之秋◇虫子的冬天◆

旧文一片 写于2002年06月13日

当阿根廷在日韩世界杯上黯然出局的那个刹那，潘帕斯雄鹰重重的跌落。巴蒂斯图塔留下了伤心的热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白发老人在黎明的街上呼喊：“凭什么让我们这样受苦受难！”全世界那些钟爱攻势足球钟爱阿根廷的人们，包括那些痛并快乐着的白岩松和据说并不懂足球的沈冰都陷入了哲学意义上的 “如丧考妣”中。在一个信仰沦丧的二十一世纪，究竟是什么让那么多的人给自己贴上球迷的标签然后加入到疯狂观注世界杯的行列中去？

除了美国还在傲慢的关注自己的NBA总决赛和武兹差劲的推杆，几乎全世界的眼球都在关注着日本和韩国的绿茵场上那个滚动的皮球。《南方周末》的编辑们甚至还煞有介事的把中国对土耳其的比赛描述成古老的大唐后代和同样没落的突厥子孙们的一次历史性对话，而媒介正是几千年前风靡长安城的鞠捄。这样一个火热的六月，足球俨然成为了地球上最大的宗教，任何胆敢宣称自己不喜欢足球的言论都成了反文化的亵渎。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狂热？难道仅仅是因为贪恋贝克汉姆精准的任意球和罗纳尔多洁白的暴牙？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不对。对于绝大多数球迷来说，足球满足的不是国家荣誉或者体育意义上的竞技表演，足球真正满足的是那种人类自古以来就需要的一种狂欢化发泄。而这种狂欢化正是维系社会稳定，尤其是集权国家社会稳定的必不可少的途径。

说到这里，让我们先来思考为什么我们大满贯的乒乓球金牌抵不过国足在金州一次拙劣的表演来得诱人？因为足球运动的观众席可以容纳一个北欧小城市的所有居民，平壤的一个体育场据说可以容纳七八万人。这么多人集合在一起，穿着各种奇装异服，带着喇叭和唢呐，带着大鼓和烟花，挥舞着国旗，有的人还把自己的脸上涂抹的像京剧脸谱，某个瑞典球迷甚至还光着上身在肚皮上写“法国队，再见了”。大家可以以足球的名义酗酒，叫骂，斗殴，甚至裸奔。那些没有机会去现场看球的人们则聚集在市中心的电视大屏幕下，聚集在酒吧里，聚集在大学食堂或者宿舍的电视厅，他们为每一次成功的盘带而叫喊，为每一次偏离横梁的射门而叹息，脏话的使用率变得空前之高。所有这些，在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的平常时候都会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你见过某个妙龄少女穿着三点式裹着国旗脸蛋上画着标语去上班吗？你看过某个男士在公交车上赤裸着上身，拿着二锅头，高喊“中国队，牛逼～”吗？），但是在重大足球比赛这样的特定节日，他们的离经叛道和情感宣泄得到了默许，并在集体的共鸣中找到了共振的快感。欲望尤其亢奋的最后发展成了足球流氓，并在高压水龙头面前达到了高潮；欲望正常的也在集体场所看球时成功的满足了平时被压抑的“操你妈”的冲动。对比一下，乒乓球，篮球，羽毛球的场馆就小得多，观众们的行为也收敛得多，以至于需要雇用职业啦啦队和跳热舞的小妹妹们才能完成气氛的烘托工作。另外，足球的活动场地是草地，这种发生在自然背景下的野性奔袭和碰撞更加容易激发人们潜意识中某些东西，而这些，恰恰又是那些人工塑胶跑道的田径比赛和人工地板场地的篮球等不能比拟的。

所以，只有足球，而不是别的什么运动，能够实现全民的狂欢化。那么，狂欢化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呢？狂欢化（carnival)这个概念是俄国学者巴赫金曾在上个世纪提出来的。这个词不仅仅被广泛的应用在文学批评领域，文化研究领域，甚至已经深入到社会学，人类学的各种著作中。巴赫金是在深入研究欧洲中世纪的文化风俗和拉伯雷的《巨人传》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个词。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教会控制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人们绘画雕塑的题材只能是宗教人物和典故，禁止亵渎上帝，任何异教徒都有可能被捆到柱子上公开烧死，最轻也是刺穿舌头。人们被禁止娱乐，世俗的歌曲和戏剧演出被取缔，古希腊的人文传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禁忌，宗教的道德和法律束缚着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但是在这个时候，封建统治者会定期的举办各种篝火仪式，那一天人们可以不分贫贱，老幼，和男女，大家可以戴上面具在公众场合唱歌跳舞，制造各种喧闹，甚至性交。

在巴赫金看来，生活在集权和思想压迫的社会的人们会在平时的生活中积累大量的无意识愤怒，从原始社会延絙下来的狂欢化节日可以有效地发泄人们心中郁积的力量，从而消弭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达到社会的稳定。不能有效引导人们狂欢化的社会就容易失控，爆发革命和集体骚乱（譬如印度尼西亚的排华骚乱让那些平日温文尔雅的邻居刹那间便成了强盗和魔鬼）。在现代化的语境下，狂欢化的诉求则更多的表现在了讽刺性的文学作品，电影（譬如在民间流行的《大史记》就用夸张讽刺的剪辑配音来表达了很多大众心中的想法）等文艺题材上，当然，还有我今天提到的足球等体育运动。

正如王怡所暗示的那样，足球的游戏规则建构了一个貌似平等的乌托邦，弱小贫穷的民族（如经受经济危机折磨的阿根廷人）更多的把自己的足球队看成了强大的罗马，把巴蒂斯图塔看成了凯撒大帝。世界杯是这个乌托邦的信仰者们的圣飨，从后殖民地的塞内加尔击败宗祖国开始，足球就赋予了这个乌托邦里的人们想象的最大可能。黑非洲那些吃不饱饭的第三世界兄弟们和围着头巾的阿拉伯穆斯林开始平等的和欧洲豪门平等的对话，而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国家足球队则不得不在这个世界杯俱乐部里成了唯唯诺诺的平庸者，那些曾经渴望用石块围攻美国大使馆的民族主义青年也在中国队幻想击败巴西甚至进入十六强的过程中食用了可口的精神大麻。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满足着我们渴望平等对话的集体无意识，这种足球乌托邦的政治秩序和公共规则让我们暂时忘却了现实社会的各种压迫和不公，从而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狂欢化过程。

我一直不愿意介入到这件事情的评论中，因为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件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私人的事情，局外人的立场和批评的尺度实在是很容易剑走偏锋。

生活从来就不是单纯由思想来组成的，我们对郭的了解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外电报道的基础上，他的公开信显然诉诸pathos更加多一些。这很奏效，几乎引起了全体互联网的公愤。他那让人挥之不去的受害者形象立刻让我们闪电般想起了“叛徒”：是啊，余和王背叛了一项伟大的事业（用原话来说，是从背后狠狠的插了好几刀）。

但是问题在于，王余和朱对现有体制的共同对抗和批评并不意味着他们需要时刻被捆绑在一起。用团结来掩盖彼此的根本分歧，这并不是好办法。宪章运动中不也分化为moral force和physical force嘛，王坦承自己对郭思想的不认同这其实正好凸现了不同政见者本身也可以相互政见不同。这不是什么道德或者道义的问题。仔细观察一下近两年的维权就能知道这种道路的差异。郭高等人几乎活跃在所有能火山爆发的场合，他们是进攻性的，而王余除了偶尔有口头的声援，并没有过多的参与维权。这种分歧早就出现，只是通过布什接见才公开激化。这种分裂是在所难免的，因为这种基于共同敌人的同盟基础实在是很脆弱。道不同不相为谋，非常正常，尤其是当维权越来越和民运界限模糊的时候。

王余失分的其实并不在道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修辞学中要想说服别人，可以诉诸于:logos, ethos, pathos。王余最大的失策其实反而是ethos(ethics)。

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从王余各自的公开信（尤其是王）可以看到，他们的修辞从logos上讲雄辩依旧，绝非郭高可比，但他们却忽视了和读者建立一种值得信赖的关系，而读者-作者关系正是ethos强调的。普通中国读者从王的公开信中几乎可以立刻的感觉到一种疏离感，因为作者默认的读者是和他们有共同教徒身份或对基督教有属灵的人群，而这些在我们身边其实绝对属于少数。从反复使用“主内弟兄”等中文基督教界的术语开始，他们就把自己筑进了一堵墙里，而让读者很难代入到他们的说理当中。这种语言措辞的进路并不能让他们变得更加“基督徒”，反而让读者平白无故的对作者居高临下的圣徒姿态平生厌恶。他们的reasoning反而变得次要了，人们似乎闭上眼睛就能想象他们抱团祈祷，驱除异己的党同伐异之态。

而真正的基督徒是内心的基督徒，并非语言的基督徒。基督徒自然有自己的terminology，但绝对应该区分场合，不能不分读者和时间就使用布道的语言。神学博士马丁路德金只是用最朴实的非宗教语言就唤起了美国民众。无法想象他用布道词来做“我有一个梦”这样的演说。同样，布什的讲话也许会在结尾提起上帝，但他一定会意识到非基督徒的感受。余和布的访谈文字记录让我有一种感受：那就是新教徒迫不及待的提到神迹、祷告、属灵等字眼，掩盖自己对真正基督教精神理解肤浅的焦虑。我接触的那些家庭教会的成员都不会用余和王的口吻说话的，内心的平静是圣灵在作用的表现。

当然，我不奢望一个刚刚入会几年的新教徒能够有脱胎换骨的变化，但如我所说，他们需要改变的还很多。为上帝服务和为民众维权，并没有太矛盾的地方。

[注]11月5日晚19:30至22:30三个小时的时间里，王怡先生来到一见如故的“如故论坛”，和网友们就互联网、知识分子、自由主义、基督教、写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在线交流。以下是本次沙龙嘉宾王怡先生发言的文字整理版。

我先谈谈whisper提到的语言问题。或者语言和政治的关系。这是我对whisper提问的理解。我始终相信，言辞的力量是一种真正的力量。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初对文字的迷恋也是从审美的迷恋开始。除开言论在今日中国的社会政治意义，我对汉语写作本身，对文字本身依旧保持着这种迷恋，和对一种文字水准与品质的挑剔。

我下面再讲这种挑剔。最近余世存在参加独立中文笔会理事选举时，也提到了对汉语写作本身的关注。但是独立笔会的宗旨，是捍卫写作自由。能不能把前者理解为一种抽象的审美的标准，而把后者理解为一个政治和公共维度的目标呢？在我眼里，我在很大程度上把这两者看作一回事。或者说，我更喜欢强调它们不可分别的那一面。我反对把它们割裂开来。

如果以语言为中心，知识分子面对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和语言之间的距离，一是语言和世界之间的距离。前面是主要是前现代的困境，后面主要是后现代的虚无。西方的知识分子和写作者更多关注后面的。但对我们来说，第一个问题是在我们和言语之间，站着什么？

在我们和言语之间，公共权力和对这种权力的畏惧，对我们的文字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我个人认为这种伤害还远远没有被揭露出来，更没有被写作者自觉和诚实的反省过。这就涉及到洛之秋提出的胡平对犬儒化的评判，以及网络对知识分子而言，是有助于抗拒还是加剧了犬儒化。

譬如很多人瞧不大起杜导斌甚至焦国标所代表的那种网络知识分子的语言。我曾经评论杜，说他的文章一开始的特征就是言词锋利，像古龙笔下的人物，出手就走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而我们的文字是更优美的，因为我们是金庸世界中老奸巨猾的写作者，我们擅长迂回曲折的表达。审美和学术，是知识分子沉醉于犬儒化或为这种犬儒化辩护的两个堡垒。

本来是怯懦，经过这两幅盔甲，反而变成了骄傲。施特劳斯有一个关于“隐晦表达”和“直白表达”的区分，其实隐晦是政治给予的一种限制，或者说命运。换个说法，审美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要诚实的认识到，专制主义的限制，是汉语写作实践及其审美观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国的学者和作家是全世界最擅长隐晦表达的一种动物。隐晦表达的传统带来一种高度发达的语言成就，和审美的一波三折。语言的就是政治的。我也欣赏美文，但是美文里面，有一半的份额，不过是专制社会的一个副产品。当我们和言语之间，站着独裁者时。写作不可能是超政治的。超政治是可耻的。

当年的朦胧诗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朦胧仅仅是审美的产品吗，朦胧是专制的产品。朦胧诗在文学史上的推出，是以审美上不太朦胧的、在我们和言语之间用更大力气把专制者推开了的那些作品的被扼杀相一致的。政治参与了诗歌的筛选，审美也参与了政治的筛选。我们今天面对言语和知识分子写作问题，不能对这种共谋没有了解，或者决不承认。

因此我有另一个评价标准，即便当汉语写作作为一个单独目标时，什么样的写作有助于缩短我们和语言之间的距离，使我们和我们笔下的文字更加亲密。那种写作就是我所认同的。我们需要审美，需要优雅而有穿透力的文字。这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的语言是如此匮乏。但另一方面，审美也是一个魔鬼。

against归纳的第一点说得很对。权力是政治的，但权力对语言的伤害，其结果并不一定是政治的，同时也是审美的。所以专制社会里面，纯文学是不存在的，因为权力参与了我们的审美观，造就了我们对于文字的“审美正确”（借用政治正确）。我们看到什么文字会摇头晃脑，其实专制者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股权的。所以关注政治还是关注语言，其实是一回事。不同在于，要拯救语言，就是拯救政治。或者要拯救政治，就要拯救语言。这个问题的问题就到此为止了。我想回答洛之秋的问题，“自我设限”还是“甘冒风险”，如何选择？

“自我设限”还是“甘冒风险”，从策略上讲，这是个分寸问题。我这一年来的确被封得很死，也许是我的分寸没有掌握好。但分寸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讨论的。我没有兴趣分享如何拿捏分寸的问题。但策略和分寸也是导致知识分子犬儒化的魔鬼之一。我们需要策略，就像我们需要审美。但策略绝不是一个坐标。因为不管是拯救语言，还是拯救政治。对知识分子来说，或者说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个拯救自己的问题。因此到底如何选择呢？

这又涉及whisper和洛之秋都提到的基督教的问题。刚才我看到很多朋友问我这一年为什么沉寂了，一是打压使我发出的声音本来就少，二是发出来的大多数人也看不到。三就是这种打压使我重新返回内心，返回多年来灵魂在渴望信仰的途中那些挣扎。因此也有意减少了外在的写作。在这一年，我认信成为基督徒。这个话题我还不想详细谈。先只谈一点，信仰有两个反面。一个是堕入相对主义，一个是自我神化，是智性的骄傲（也包括审美的骄傲）。用圣经的语言说，就是“自以为义”。我说策略不是坐标，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讨论“卖身救母”可不可以？如果这不是灵魂的问题，而是身体的问题，就根本无所谓可不可以。

这半年，我一直在思考罪、爱、惩戒这几个观念及其关系。自由主义在中国，最近的趋势有两种。一种是经验论的自由主义，大多数人如此。以契约论为例，把宪法解释为社会契约，社会契约就是商业契约的延伸。这是卢梭的无神论契约论，或者无神论自由主义。在这种理解模式中，没有罪的概念，连审美意义上的罪的概念都没有。爱的本源出不来，正义的本源出不来，甚至惩戒的本源也出不来。于是宪政本质上就是策略。人间的审判是什么，也是策略。在相对主义中，拯救不了政治，也拯救不了语言。

李敖在北大演讲中的自由观，就是典型的世俗化的无神论的自由主义。核心就是返求诸己。返求诸己的实质就是“自以为义”，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最大的难以克服的诱惑。在制度层面上，从权利化的法治下的自由，向着黑格尔式的精神性的自由大踏步后退。也就是从英美宪政观向着欧陆思想大踏步后退。在灵魂层面上，则舍弃求诸神的拯救，向着求诸已的逍遥和自我拯救后退。也就是从基督教背景下的自由，向中国儒道传统后退。李敖式的自我拯救，千百年来是中国文人常见的自以为义的道路。端庄起来，就是立言、立功、立德以求不朽。放肆起来，就是狂狷之道。看上去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叛逆。其实只是“体贴肉体”的两个方面。而圣经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那么洛之秋说，公共知识分子不能光想着自我拯救，否则公共二字的意义在哪里？那么在我眼里，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立言、立功、立德”的公共性有什么区别呢？

另一种自由主义，是超验的和有神论的自由主义。这是我一直秉承的一种自由主义。但这种超验不是康德哲学式的最高价值，而是信仰和生命意义上的。因为没有最高价值则罢，如果有，对个体来说，这种最高价值和个人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最高价值带来“幽暗意识”，带来顺服或者说认罪。否定任何自以为义的道路。而个体的认罪有两种意义。一是在神面前，成就了恩典，带来个人的就赎。一是在人面前，也就是在“公共”或政治的意义上，开出了一种卑谦、残缺和幽暗意识下的政治哲学。

只有这种政治哲学有能力带来宪政的实质，也赋予我们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理想的正义性。一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国家主权观，二是分裂为三的国家权力，三是法官和人间的审判权，必须从舍弃对神的全知全能的模仿和对实体正义的僭妄为出发点。这一切都为神和源自神的超验价值的临在留出了余地。所谓虚君立宪，虚人民而立宪。宪政主义的政治哲学，说到底就是一种虚位以待的政治神学。虚就是缺口，人不承认自己的缺口，就没有灵魂的救赎。政治共同体不承认自己的缺口，就是专制。反过来看个人，什么是无神论呢，无神论就是对自己的专制。我理解法治社会的实质什么，是罪人对于源自于神的爱与公义的秩序的效仿。只能是效仿，而不是创造。宪政的实质是什么呢。举头三尺有神，地上的国家就必须有缺口。天上没有神，地上的国家在本质上就不需要限制。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司法独立，一切宪政制度只能理解为一种策略。宪政和限政的区别在哪里？后者是策略，前者是本体性的。宪政其实是一种最弱意义上的政治神学。追求宪政，对我来说，是爱和公义的要求。是我自我拯救的道路，这种道路要求我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但一年以前，我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的，我以前常说，我之所以在言行上做一些别人认为有风险的、在世俗眼光中看来也是有所谓担当的事情。只是因为我受不了被限制，我天生是一个不愿意被强权约束的人。我不说这些话，我不舒服。所以要说要写。但是一年以来，当我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给于我的责任愈来愈重。譬如说很多人找你，你其实很懒，就想睡个懒觉，不想做那么多事情。前段时间我在滕彪家里，也看到他那种状态，介入一件维权案子就跟着许多责任。累得不行。那么公共的问题首先还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我的力量从哪里来？我逐步感觉到自己的无力为继。然后感觉到存个人主义立场的公共政治追求的虚无感。

我的问题是，当我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世俗化的自由主义，或人道主义，或传统意义上的良知，都不能源源不断的给我力量，给我一种可以超越时间的、超越肉身的灭亡之上的正义感。如果我只是感觉不自由就不舒服，万一我以后觉得很舒服怎么办。我受的压力，付出的个人代价。在什么意义上能够给我自己一种自信心，这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对真理的顺服，而不是骄傲。虽然人都有虚荣，但虚荣和骄傲，能够支撑我在这条路上走的能量，显然比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观念更小。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比我的受限制是不是导致了我对公共空间的责任更关键。责任如果是人加上去的，人就可以卸下。意义如果是人所赋予的，意义就可以修改。我对我自己迄今为止的选择和价值认同，需要一个不能卸下、不能修改的源泉。我对这样的源泉充满了饥渴。也对自己的放弃的可能性满怀恐惧。

我不是对有神论的知识分子和无神论的知识分子，在公共效果上进行比较。就像我们不能在世俗道德意义上比较信徒和非信徒。对我来说，个人主义的力量无法避免疲惫，这种肉身的疲惫，导致对价值世界的冲击。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路径。所以有一次我对朋友说，感谢中宣部，让我有了一个机会从繁多的公共写作中脱身，重新思考这一切问题。

回whisper的话，信仰本身不会自然带来政治共同体的制度成就。事实上，宪政在西方的确立过程，同时是一个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超验价值，受到人文主义挑战而不断世俗化的过程。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乌托邦，但好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得到了一套制度成就。如果一切重新起头，那就是地上的乌托邦，从传统的意义上和普通法的意义上说，也的确是反文化的。但今天中国的幸运，是制度的沿袭，精神的重建。罪人如何构建政治共同体？西方的宪政传统给了我们可以依赖的路径，把自由问题分成了两半。而中国过去一百年的灾难就在于反过来，是精神的沿袭，制度的重建。那才是现实的乌托邦。

另外，宪政的形成，主要在英美。英美的特点就是超验价值传统和经验主义的法治理想的完美结合。基督教的遗产在苏格兰启蒙中被人文主义和自然法传统被继承，而不是像在法国那样被替换。德国和法国在政治制度上都是失败的例子。没有英美这一支，欧陆的失败将完全没有修正的机会。

回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上。刚才有人说，爱和正义的要求，听起来太稀松。的确，这两个最令人惊讶的词，今天却太平凡了。之所以原本应该令人惊讶，因为这两个词都不是描绘人的，人没有这样的属性。所以在人那里，多半是借口，或者策略，或者凭肉体的力量，走到哪里算哪里。所以假如不摆脱人文主义的框架，就无法在爱和正义这两个词中欣喜若狂。我在信仰之下，对上帝的理解就是爱和公义。并且是醍醐灌顶的感觉。我对整个政治、社会和法律的看法，都在重新聚合。这个话题也就暂时谈到这里。谢谢诺之秋对我作为一个信仰者的同情的理解。

问题是回答不完了。因为很多问题有关联性，所以都在这里说，更清晰一些。给不能专门的提问的朋友道歉。

再从最初语言和政治的关系，回答洛之秋的问题。网络有没有造成知识分子进一步的犬儒化。这个诱惑是有的，也是大的。但我想，迄今为止，网络对中国知识界有几个重大意义，第一是彻底终结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我的看法，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才是虚拟的，就因为“学术化”为双方提供了表达的策略和空间，也提供了语言的障碍，在我们、我们的语言和真实世界之间，造成了断裂，也最终造成了失语。老百姓的话说，说到最后脸都憋红了，说不出来话来了。网络空间的出现，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的那些实质以“言论”的方式重新呈现出来。拉近了我们和问题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我们和危险和边界之间的距离。结果是什么呢，一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通过网络获得了道义辩护。二是刺激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行动热情。维权派，几乎成了自由派的同义词。甚至公共知识分子，也成了自由派的同义词。

三是一个民间的意义场和评判标准的形成。在政治转型中，知识分子将无法避免一一的被这一个评价系统过滤。我坚持认为言论是真实的力量，不是虚拟的。5年来网络的发展已经表明，中国真正的政治空间的形成，将从虚拟的政治空间开始。尽管目前从网络到现实的转变还远远不够。但就像圣人以神道设教，拿虚拟的宪法争取真实的权利。就像无中生有。就像我前段时间在一份呼吁中指责地方政府时说的，“你们天真的以为这种诅咒没有力量吗”。

最后对朋友们表示感谢。我打字不是很快，回答很不充分。表示歉意。今晚就到这里，希望其他问题我可以下来后慢慢给与回答。我在制度的转型上是乐观的，在精神的重建上是几乎悲观的。我说的重建，不是离开人类的共同传统的，而是中国传统与基督精神相融合的重建。好在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抱负和才能。我的志向和道路，还是在宪政制度的转型上。人做人能做的事，既然是人能做的，就没理由悲观。但人要知道什么是人不能做的。

谢谢大家。谢谢洛之秋。

大赞一下。今天whisper和KGB的辩论应该大有看头。

cc原文《观< 意志的胜利>》
KGB回帖 1 2
whisper回帖 1

其实，我基本上认同KGB的观点。民族主义的兴起在欧洲其实是很晚的事情，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才开始。这是很标准的学术观点。在1800年之前的欧洲人们认同的是地区、皇室或者家族，而不是nation。真正出现nation-state是后来欧洲君主从商业革命中强大后，为了巩固统治而建立的。

但这种标准的学术观点并不是不可挑战的金科玉律。事实上，反例也相当多。比如在南美、美国独立战争和不列颠，nation-state的认同和形成就早于欧洲大陆。民族主义的真正蓬勃兴起是在20世纪的亚州，最典型的一个国家就是印度。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民族主义的催化剂，催生了很多新兴国家。

回到凝聚力的强弱问题，我觉得你们二者的分歧非常正常。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极端富有争议的话题，不同的国家地区对此有完全不同的解读。而民族是否是最具有向心力的一种力量这也应该因地、因人、因文化、因宗教而异。从某种程度上说，KGB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民族不是最核心的凝聚力，而鸵鸟完全也可以举出相同数量的例子来证明民族就是最核心的凝聚力。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单向度的问题。

穆斯林世界的那种维系和认同显然不是鸵鸟所说的血缘这一种因素来维系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巴基斯坦人愿意去伊拉克打仗了。同理，你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历史上会有那么多次十字军东征，迢迢万里，就是为了去解放一个和欧洲毫无经济贸易往来的小城市耶鲁撒冷了。更无法解释的反例还有梵蒂冈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因此，nation不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除了nation-state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它形态的国家，奥匈帝国就是其中之一。在帝国强权鼎盛（如英帝国），或者宗教力量强势存在的地方（如穆斯林世界，曾经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民族显然是第二位的。

但是在一个宗教感淡漠、从未形成过国教的地方（比如说中国），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nation-state就更多的是依靠民族认同感来维系。我不同意把文化单独抽取出来作为和民族对立的选项。事实上，民族主义鼓吹的正是文化同一性（对神话体系、文学文字、历史习俗的共享）。中国是一个历史上较为孤立、静态、稳定的文化，语言文字统一得很早，不像法国或者英国，更容易依赖于共有的文化而凝聚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讨论nationalism的时候，比较稳妥的办法还是对该词做进一步划分，问问which one。英文维基上对这个问题有非常非常清晰的总结，我仅把它对民族主义的划分载录如下：

1)Civic nationalism。它的意思是，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依赖于它对公民意志的表达和实现，即卢梭所谓的社会契约论。

2)Ethnic nationalism。这个就不用我解释具体意思了。现代的种族民族主义深受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的影响，正是他提出了Volk的概念。种族民族主义已经成了目前民族主义的主要形态，甚至已经成了nationalism的代名词。而Anthony Smith则是把该种民族主义作为和欧洲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来使用的，因为欧洲主要是依据地缘来划分，而不是民族。

3)Cultural nationalism。这就是按照文化的共享来获得民族／国家认同。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有众多少数民族，却没有激烈的民族冲突（像印度那样）。虽然与台湾在地域和政治上割裂，也并非种族认同，更多是靠文化来维系。

4)State nationalism。是civic nationalism的变体。例子是土耳其。

5)Religious nationalism。爱尔兰的民族认同就和天主教有关系（如圣餐变体，如圣母崇拜）。当然，还有印度和印度教之间的强联系。

6)Diaspora nationalism。散居在美国的犹太人、穆斯林、华人或爱尔兰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感。Benedict Anderson认为这是一种虚幻的基础。因为他们只是希望体验一种民族联合，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意向离开寄居国。

7)Romantic nationalism。这是浪漫主义时期兴起的一种思想，认为国家民族的延续应该顺其自然。格林兄弟收集的德国童话就是一个例证。

其实写了这么多，我想已经很清楚的是：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heterogeous的东西，具有不同的形态和内涵。以血缘为基础的民族／种族并不是维系国家的唯一凝聚力。其重要性因区域和时期而异。

粗读了两遍，觉得文章硬伤很多。前面立论时说“在我看来，不是缺少自由，而是自由的迷失以及由此而来的自由的诅咒”，后面又自己承认“我想问，当代中国人是缺少自由吗？是的，不自由处处可见，强权也是遍地丛生”。如此前后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我就不一一例举了。

我只想谈一点，那就“海盗这个职业被视为自由主义的象征，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了”这句话的根据在哪里。仅仅因为“海盗在惊涛骇浪和血雨腥风中具有的英雄主义色彩，同时也来自于海盗们大碗喝酒大碗吃肉无视一切权威的叛逆个性”？

如果上面的联系是你自己臆断出来的，只能说明你可能对于自由主义的复杂内涵和演变历史仅停留在望文生义的基础上，或者以为自由主义就是“不顾一切的要自由”。 Oliver Wendell Holmes曾经说“对言论自由最苛刻的保护也不会允许有人在剧院里恶作剧般的高喊起火了”。Isaiah Berlin又讲“狼的自由就意味着羊的死亡”。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直到现在的政治自由主义，从来没有一个自由主义者说不要政府，不要法律。正是因为如此，自由主义才和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相区别开来。

李敖讲“现在我们要放弃自由主义，换中共的宪法”，这其实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狭隘解读。从光荣革命到后来的美国革命，大部分自由主义者都是求诸于立宪政府的。自由主义和宪政不是两个选项，而是母集和子集的关系。我们主张人对自然权利的追求和实现（人身自由、私有财产等），但是同时也强调政府和法律对于社会个体行为的监督和协调。康德更是抽象出一种categorical imperative来作为人权的普世道德基础。自由主义者怀疑政府，认为政府对公共事务和经济的干涉应该有节制和中立，如果给与政府太多国家干预和计划的权力，就将不可避免的走上哈耶克说预言的road to serfdom（奴役之路）。而1944年以后的历史已经雄辩的证明了一个集权的政府会有多么可怕。但是，怀疑政府并不代表不需要政府。事实上，当代的自由主义一直是在“政府干预”和“个人自由”之间进行钟摆式晃动。二战后兴起的福利国家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自由的社会里，依然需要政府去保护弱小群体；否则一个绝望的社会就会抛弃民主，投向独裁专制的怀抱，就像当年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一样。

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困境是一个伪命题。社会贫富差距的增大和“形势大好，人心大坏”并不是“自由市场”代替“计划市场”所造成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中laissez faire (let it act)并没有伴随着“党天下”模式的集权政治的转型，从而造成了司法的不公正和机会的不均等。我们的问题不是自由太多了，太滥了；我们的问题是“自由”仅仅被当成一种手段，充当经济领域的解毒剂，而不是将“自由主义”所包含的“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原则建设成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基石。

附录：LCY的自由的诅咒：“加勒比海盗”的启示

中国历来缺乏演说的传统，这恐怕是因为专制传统对于公共生活的扼杀所造成的。民主国家生产演说家，时兴修辞术。雅典的诡辩家们就是在伯利克里斯时代出现的，而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西塞罗和凯撒都是演讲的能手。

我不能同意陆兴华的这样一种说法，即中国更缺的是专栏作家，而不是李敖这样的做秀者。每当我看到中国大陆领导人死气沉沉的演讲，对比外国领导人的妙语连珠，我就觉得不安。是汉语不美吗？是我们舌头打卷吗？不是，是我们缺乏真正的公民生活，辩论式的公民生活。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是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给了绝望中的美国人以力量。罗斯福通过电波，向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许诺，政府会竭尽所能让他们的储蓄能从银行里取出来。二战的时候，丘吉尔在议院发表演说，说英国人会在天上、地下、海边和德国人作战。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总统对国会发表演说，号召美国对日宣战。

这些经典的声音依然还保存在我们的记忆里，而那个时候的社论，大概已经没有一篇值得回忆了吧？这就是演说之于写作的巨大优势：演说是一种更强势的语言表达。当李敖高举证据，历数政府对广场群众开枪罪证的时候，当他说所有政府在那个时候都是王八蛋的时候，他胜过了所有回忆录和议论文。音量、手势、眼神、寂静的观众、抽搐的闵书记…所有的所有都是文本所无法表达的。

而我还清楚的记得，当美国轰炸了中国在南联盟的大使馆后，江核心避不见人，支出来胡锦涛发表全国演说。而胡核心那木然的poker-face，和僵化的动作，让我长久的唏嘘。如果是克林顿来发表这篇演讲，那一定是不亚于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时的演说的。

我不否认台湾的民主很坏，但是我喜欢他们那种自由的公民生活和演说艺术。陈水扁本人就是一流的演说家。连战也不赖。马英九是更胜一筹。李敖不是最好的演说家，但他肯定是最勇敢的演说家，最不识时务的演说家。

有人嘲笑李敖的演讲将自由主义简单化，信息量太小，学术水平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人嘲笑喜欢李敖的人竟然对那么简单的道理（如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做恍然大悟状。还有人说李敖不过是过客，不属于我们这个社会，不了解我们这个社会。而我要说，李敖的演讲有血性，有智慧。同样是常识，但是经过他的嘴里说出来却份外深刻，发人深省。对于常识（如自由的先验性），对于一种在中国遭到迫害的价值观（如就是要争取言论自由），我们蒙受的启蒙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大致翻过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那本书，大致了解他和专制政府斗争的代价，你就会知道他有足够的资格（无论是从智力上还是从道德上）来站在讲台上给北大的衮衮诸公上一课。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眼睛和评价，你至少要相信曾经厚爱过李敖的胡适、钱穆、殷海光。

我曾经打赌1万糊涂币，说李敖的演讲不会让人跌眼镜，不过是《李敖有话说》的现场版。但是当我看到演讲的实况录像时，我知道我输了。不过因为最近在赌场手气很糟糕，只好等我下个月开了工资再捐1万赈济穷人了。我倾向于认同一种观点：这是中国16年来公开场合最犀利、最勇敢、最智慧的一场演讲！

首先我不主张大家去网上读文字记录。文字记录是很片面的，实况录像中有很多文字看不到的东西；而演讲本身，除了语言之外，还有肢体动作，还有周遭反应，所以这些都构成了本次历史性演讲的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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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欣赏伍德瓦德和伯恩斯坦. 当时这两个20出头的年轻人凭借自己的职业精神, 硬是让水门事件成为了近几个月的媒体焦点, 从而让尼克松试图操纵调查经过的梦想破灭.

费尔特当时出卖政府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尼克松政府在胡佛局长去世后,任命外行人格雷入主FBI担任代理局长.这实际上就是试图将FBI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费尔特超越党派的政治独立性早在水门事件之前就体现出来了.当时ITT爆出一份备忘录,里面说它和尼克松政府达成秘密协议,如果ITT捐赠40万美元帮助竞选连任,尼克松就可以保证摆平司法部,让其取消对于ITT的反托拉斯诉讼.尼克松责成胡佛领导下的FBI对备忘录进行检验,希望能证明这是伪造的. 胡佛让费尔特来办这个事情,费尔特岂有不知道主子意图的道理?但是他坚持事实,提交的报告结果说: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这个备忘录是伪造的.结果让尼克松特别忌恨.公开解密的白宫磁带里,能听到尼克松和手下讨论过费尔特,尼克松问费是不是天主教教徒,结果手下说是犹太人,尼克松说:操,你怎么能让犹太人进FBI当副局长?

费尔特出卖政府也有私人原因.因为他原本以为自己会顺理成章成为正局长,可惜尼克松偏偏不理睬他.费尔特后来被判有罪入狱(被里根总统赦免),因为曾经指挥过对反美极右组织”地下气象台”进行非法搜查.他总是觉得自己为国服务,可是却每每被祖国背叛.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费尔特成为深喉的动机.

有人说,水门事件让美国人从肯尼迪时代的政治理想主义中走向了幻灭,看到了政治的黑暗.但是我倒认为,水门事件带来的宪法意义(比如那场the United States VS.Nixon的著名官司,最后高等法院认定总统不享受特权,必须交出磁带),反而促进了美国的民主政治,让日后的政治家更加懂得尊敬国会和宪法,也给美国新闻界带来了一场革命.”Public Information Act”就是最直接的水门事件的果实.

暴力革命首先有没有可能是正义的？对于独立宣言或者社会契约论来说，这
几乎是毫无质疑的。只要取得了大多数人民的consensus，那么用暴力革命推
翻政府就是justified。如果存在unanimous agreement，那么这种justification
就再完美不过了。

历史上有这样的范例吗？我想是有的，但是并不多见。因为这需要政权的残暴
性到达一定的限度，取得了全体被统治者的一致认同。这时候不需要作所谓行
而上的伦理分析，不需要对革命的benefit-cost做任何的复杂计算，暴力革命
的正义性成为了必然的常识（eg. 人民已经have nothing to lose，与其坐而
待亡，孰若起而拯之？）。

古代的我们就不说了，其真实性多半待考。我就说两个上个世纪的例子。一个
是非洲暴君博卡撒，他把男女学生集体冷冻了慢慢吃。另一个是乌干达前总统
阿明，他因为戴了绿帽子就水煮情敌。这两个吃人魔头在当代历史上很出名，
推翻博卡撒和阿明的残暴统治，必须要用暴力革命。所以1979年，乌干达民族
解放军在坦桑尼亚军队的支持下推翻了阿明政权。会有人因此丧生，会有人因
此失去父亲或者母亲或者孩子，但是两相权衡，没有人会怀疑推翻这样吃人政
权的正义性。

每次当我们对正义这个概念抱有相对主义的猜疑和困惑时，请想念一下他们两
位吃人的事迹。

然而更多的时候，政权的非正义性无法取得unanimous的看法，甚至连KGB所云
的consensus都无法得到。这样的时候，暴力革命就陷入了两难的伦理困境。于
是我们对暴力革命开列的正义性清单就不免落入结果论证的圈套中。即使不是
结果论证的条件，也面临着严重的质疑。比如说“公民之合意”就乃空洞无物
之说…有可能先搞referendum，然后再去进行暴力革命吗？（貌似魁北克都
没有这种可能）。要么就是盖洛普民意测验？将统计学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中，
其reasoning本身就存在危机（Spelke vs. Pinker的辩论中也谈到了这一方面）。

KGB还谈到了just cause。这实在是一个多余的条件。我敢说所有的重大暴力
革命，都有言之凿凿的理由。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从斯巴达克斯到阿尔及
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都是有着很充分的理由，很感人的口号。甚
至就拿阿明来说，靠政变上台的他一开始也受到人民的拥戴，自诩为“乌干达
全体人民的救星、国父、大英帝国的伟大征服者”。还有什么比“推翻殖民统
治，走向民族独立”更让人热血沸腾的just cause了吗？所以，只要有一小撮
人想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政权，就一定能有pausible的口号，这是修辞学的问
题。《失乐园》里，撒旦在天堂里造上帝的反，放到弥尔顿笔下，不也让人很
同情吗？而这种 cause被justified的程度,不取决于cause本身,只取决于掌握
大众传媒或进行propoganda的程度。所以，我d从一开始就很重视宣传工作，战
斗打到哪里，工宣队就跟到哪里。刷标语，唱大戏，久而久之，也就真以为救
星来了。这是话语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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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宪法反而可能给宪法的敌人打开通往国家权力的大门？这就是核心论点？我总觉得魏玛宪法的例子属于孤证，反而是宪法的设计者本身对人民的愚昧性估计不足。这是技术失误，不能说明是议会制民主本身的问题。

首先人民是愚昧的。这和自由主义不相关。美国1789年的宪法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美国不象澳大利亚通过全民公决修宪。宪法不能删减，只能用修正案增加。dual process最大限度保证了民意不被滥用。而选举人团制度更是对愚民的堤防。赢者通吃又成功保障了美国不会有极端右翼政党在重要执政党的斗争消耗中趁势上台（就像那次法国大选）。

一战以后纳粹党上台有很多原因。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凡尔赛条约对于德国人民自尊心的伤害都给了纳粹党可乘之机。又因为希特勒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所以人民很容易相信德国经济的失败其实是民主的失败。于是人民相信革命不可避免，与其选择共产党，还不如选择纳粹党。纳粹最爱国，最知摆脱经济。所以，人民有奶便是娘，政治一定要教给专业人士。

而且，希特勒竞选总统的失败也说明民主制度对他权力欲望的遏制作用。后来希特勒在当上总理前，纳粹的支持率在德国也只是徘徊在30％左右。德国总统提名他当总理是因为政治交易，也希望能通过限制纳粹党在内阁中的席位来限制黄衫军的膨胀。当?，民主这次失算了。大家低估了人民被集体催眠后对于独裁会有多么向往。

总之，我觉得魏玛宪法的失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宪法本身的设计（尤其是修宪这一环节）存在致命问题。

为什么美国会有这么好的宪法传统和这么好的宪法，是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如果当年华盛顿同意登基加冕为“乔治一世”，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说的再天花乱坠也没有用。因此maniefest destiny尽管听上去有点肉麻，但是美国在大洋彼岸建造人间理想国的真诚是不容怀疑的。这一点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大家不信可以看看费孝通先生的《美国与美国人》。

制约与均衡在美国政治制度中与其说是一个思想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技术问题。立法、行政、司法每一块都能独立出来，同时还受到其中一方的有效制约。不是没有人试过来凭借小聪明，越过国父们精心设计的藩篱来提高国家管理的效率。尼克松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例子。当年他越过国会，秘密访华，签署建交公报，就足见其政治野心。

在美国的政治构架中，总统可以否决议会法案，议会又可以推翻否决，而最高法院还可以宣布法律违宪。但显然，法官不是国家权利的颠峰，因为首席大法官是总统任命的。但是总统还不能推举嫡系，因为这个推荐要受到参院的通过才有效。除此以外，最高法官并没有特殊的投票权，因为还有其它八个副大法官。

所有这些，都写在美国宪法里。而不是象中国五年一改的宪法（中国大概是修宪频率最高的国家了吧？），非要与时俱进。美国宪法写成二百多年，基本上没什么改动。甚至连选举团制度这样饱受非议、暗藏危机的过时设计也被奇特的保留至今。

宪法随都可以模仿，有的国家不愿意，甚至无法模仿的联邦制度下的分权模型。美国的联邦制度问题很多，让人钦佩的是它有一个自我改善、自我清洗的机制。制宪会议上没有讨论种族平等的问题，没有讨论妇女投票权的问题。但是因为高等法院有解释宪法的权力，所以使得宪法具有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举个例子。尽管美国宪法第十条修正案将教育的权力教给州政府，但是当黑人学生和州教育委员会打官司时，高等法院就对州的教育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当Earl Warren大法官说“separate but equal has no place”的时候，宪法的解释作用发挥的淋漓尽致。同样，在丁林提到的烧国旗的案子时，也是最高法院站出来说：焚烧星条旗同样属于权力法案中受保护的言论自由。但是当3K党烧十字架时，最高法院的解释就会说：这种烧法不属于受保护的言论自由。同样不被保护的言论自由还有在国会门口-集-会-游-行-的自由。因为在美国人看来，这会影响立法者的独立判断。

所以，草拟一部简单正确，堆满真理的宪法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困难的是在一个集权传统深重的国家建立起对宪法的敬畏（包括建立违宪审查这么一件基本的司法制度）。我不认为宪政是万金油，但是对于当下的中国，高喊宪政恐怕是唯一让官方可以接受的（尽管是不情愿的接受）的口号。那些宪政研究者会比纯粹以推翻执政党为目的的-民-运-分-子-更有可能争取到言说的权力和实践的可能。

“启蒙是危险的”算不得什么石破天惊的说法，甚至可以算是很老套的观点。对于启蒙运动的反思从法国大革命就开始了。白色恐怖下，一千多名市民被革命者分尸，罗兰夫人的警告 至今仍然振聋发聩，伯克也率先代表英国知识界站出来反对法国大革命，而法国人梅斯特尔 的《法国革命的反思》更是“反启蒙运动”集大成之作。

在我看来，启蒙和反启蒙对峙的焦点不是究竟要不要自由，而是自由是否能够凌驾于秩序之上的问题。启蒙运动是人类走出神学桎梏和君权神授的伟大事件，反启蒙者担心的是启蒙之后带来的流血革命。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我毫不怀疑启蒙的普适性原则。凭什么精英就可以思考，愚民就应该昏睡？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同样担心暴力革命对于文明的摧毁作用，对民主自由法则的践踏（一些启蒙过度的国家走上了共产主义的迷途，苏联、中国、朝鲜和缅甸个个都是血淋淋的例子。）但是如果要用挤破脓疮的阵痛来换取健康的身体，我会毫不犹豫的承受。文明的发展从来就是一个trade-off的过程，有所得就会有所失，启蒙运动也是一样。酝酿一 些东西，也会摧毁一些东西。对于统治阶级，启蒙毫无例外的都会是一场灾难，但是对于老 百姓来说，利弊孰大却是一个需要具体语境具体分析的问题。如果对于心灵的唤醒能 overweigh社会秩序的暂时混乱，那么就应该把梦游的躯干吼醒。

而且历史也告诉我们，启蒙带来的不总是混乱和倒退、流血冲突、种族大屠杀、啤酒馆政变这样的情形。当分权已经成功的沉淀为联邦制度的主要信念，当制约与均衡已经深入到民主国家老百姓政治生活的血液里，当独立检察官可以调查尼克松、可以传唤克林顿，当布什对美国人民说“我是站在笼子里和你说话”时，我认为几百年的启蒙是成功的。

说到这里，我要指出welfare的偏颇之处。他的文章严格意义上说不是学术性的讨论，而是用书本套社会现象。可是，启蒙并不是要去教会老百姓该不该仇日抗美，该不该信息对称（信息永远不可能对陈），启蒙的任务并不是教会老百姓what is true，而是how to believe and how to think。当丘吉尔带领英国打败法西斯后，选民的代表立刻用手中的权力剥夺了他首相的职务；当美国作家写书揭露FDA黑幕时，他可以理直气壮的对FDA局长说：根据国会的《信息自由法》，我作为美国公民有权看到你们审批药物时全部的会议记录和电话备忘录；香港电视剧中，被抓的黑社会老大可以傲慢的对警察说，“一切等我的律师来，我现在什么也不说”。这种对于权力和政府的本能怀疑，这种对于领袖人物的反崇拜，这种对于公民权力的坦然和底气，是当下的中国所缺少的，是当下的启蒙运动所要去唤起和塑造的。

启蒙运动对于西方来说已经是一个历史名词，就像现代主义一样。所以西方人可以去搞关于启蒙的反思，可以去研究后现代主义。而在中国的语境中，启蒙只是一个先天不良，后天夭折的畸形胎儿，随着共产主义的兴起启蒙早就已经被拦腰截断。现在的政府奉行的是反智主义，所以互联网在中国的趋势是不互联，所以中国愤青只会用裤裆思考。对于一个从未经历过彻底启蒙，却饱受暴力革命蹂躏的民族来说，反思启蒙是一个笑话。

爱国兴奋剂可以暂时缓解我们春天造反的饥渴。海龙的学生可以继续用佳能和索尼拍下自己爱国的高大激愤。但是我们实在没有资格来担心启蒙的危险。面对执政党的“因势利导”， 面对互联网的整顿封锁，大学生应该坚决的竖起中指，说一声“干”。让自己醒着，这恐怕是对于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启蒙的最大贡献。

―读《南方周末》无法发表的汤山新闻后

2002年9月11日这天，美国纽约，2800多名世贸中心遇难者的名字被集会的组织者一一宣读。三天以后的早上七点，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国江苏南京的汤山镇刘牧岗村第一个中毒者吐血痉挛，倒地死亡，夜间零点新华社的报道才出现在中央台的新闻上，统一的官方口径是“中毒二百多人，死亡多人”。南方周末的记者在这篇没有被允许发表的报道中问道，“多人是等于几人？”

对于如此触目惊心的灾难报道，死亡人数本该是任何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任何一个具备基本常识的读者最关心的。我们没有废墟需要去挖掘，我们没有失踪人员需要去核实，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进入各大医院的太平间对已经冰冷的尸体进行最原始的数字累加。但是，24小时后，新闻标题依然是“死亡多人”“抢救正在有序进行”“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死亡的具体人数，那怕是大约人数，依然扑朔迷离，讳莫如深。“多人”到底是多少人？汉语真是一门模糊得近似完美的语言，从指代“2人”到“200人”到甚至“2000人”，“多人”这个词都可以安全的胜任。但是显然“200人死亡”和“20人死亡”两者之间所需要承担的舆论压力和社会责任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我们的媒体和宣传机构技巧纯熟的用修辞伎俩将鲜血稀释。)几日后，新华社官方网站的死亡人数从最初报道的42人缩减到38人，没有人公开质疑是谁死而复生，或者还有谁的死亡没有得到这个祖国的承认。民间开始传来各种各样的说法，最耸人听闻的网上消息是“中毒千人，死亡200多人”。南方周末的记者仅在汤山中心卫生院就统计到了300多中毒者，并认定“截止14日当天晚上8点，死亡人数已达41人。此时至少有800人中毒”，“记者从工作人员与警察和一位人员中得知，15日此馆火化了20具中毒尸体，16日暂停， 17日是13具，而句容分馆在17日前是9具，上婚 馆是18具。总计60具。而执勤警察称死亡远不止此数，不少尸体仍在停尸房。”

是什么让真相变得如此的晦涩？又是谁在欺骗这个国家的人民？在一个公民无法通过正道渠道获得真相的社会，恐怖拥有它最健壮的震慑力。虽然公安干警用近乎神话般的速度将一个自称性无能的投毒者迅速抓获，但是恐怖的阴霾将长久的在人们心中挥之不去。这种恐怖的阴影不是投毒者带来的，而是那些下令让恐怖的真相与人民隔绝的“书报审查官”带来的。让我们重读这些恐怖的文字吧：“来往于大厅与太平间的停尸车载着蒙白布的尸体没有停过。死了二十人后，运尸车换了一条秘密通道。从此军总死亡数字再没有正式透露出来”“所有护士对记者提问沉默”“在试探性的交谈中记者发现连馆中的花匠都被告知不能对外说实情”。在剧毒的鼠药被投人烧饼中以后，另一种恐怖主义开始以制止恐怖的名义开始大行其道，这种恐怖主义包括无耻的缄默，包括冷血的新闻纪律，包括让人作呕的政治需要。这种恐怖主义从编写三年自然灾害史，文革史的御用文人那里开始泛滥。江西小学校的爆炸，天津艾滋病人的扎针传闻，长春的刨根案件，河南上蔡的卖血者，所有的这些，让我们惊栗的不再是事件本身，而是喉舌改写真相掩盖真相的坚定和迅速。

我时常在想，那些秉承自由主义的民间知识分子们是不应该将论战的矛头指向那些对9.11惨死的人们欢呼雀跃的愤青们的。中国愤青对于人作为个体的死亡的冷模，其实正是从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统中习得的。当我们的读者已经下意识的满足于“多人死亡”的说法而不再追问具体死亡人数的时候，我们已经丧失了对于生命的基本敬畏。被删节被修改被隐晦的新闻开始习惯性的让同胞的死亡真相服从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我们的麻木使我们拒绝想像一个小镇集体无后的真实意义，没有人被允许去公开报道那些卑微的生命个体的消失给家庭带来的深重苦难，我们迅速的忘记汤山，就象我们曾经迅速的忘记江西被鞭炮炸死的学童一样，就象我们将要迅速的忘记9.23日在内蒙古的坍塌楼梯上被挤死的中学生们一样。

纽约那朗读2800多个姓名的过程势必是漫长而枯燥的，但是每一次朗读都昭示着那个民族对于生命的平等重视。死难人数不是四个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具象，而是两千多个血肉之躯，是两千多个家庭的丧亲之痛，是一个不可以约等，不可以鸟瞰的民族苦难。而我，在猛然间读到南方周末的记者坐着三轮车在汤上挨家挨户走访得来的死亡者部分名单的时候，我开始觉得是那么的不习惯，那么的陌生，那么的恐惧。

部分死难者名单为

言文彬　　 9岁　　汤山镇言家村 　　
李亚群慧 7岁　　汤山镇刘牧岗村 　　
李健　　 12岁　　汤山镇刘牧岗村 　　
李文　　 10岁左右汤山镇刘牧岗村 　　
韦婷　　 8岁　　句容新塘小学学生 　　
彭合娟　　16岁　　作场中学初三　　　　汤山镇孟塘村 　　
言兵　　 11岁　　作场小学学生 　　
王婷　　 16岁　　作场中学初三（8）班 　　
李栋梁　　16岁　　作场中学初三（3）班汤山镇沿村六组 　　
张浩　　 17岁　　汤山中学高一学生　　汤山镇雪里安村 　　
范旭芮　　14岁　　作场中学初三（1）班汤山安基山铜矿 　　
陈云　　 15岁　　作场中学初三　　　　汤山九华山铜矿 　
顾健文　　15岁　　作场中学初三（2）班 　　
金文娟　　15岁　　作场中学初三（2）班
金文娟　　15岁　　作场中学初三（2）班 　
＊录　15岁　　作场中学初三（2）班 　　
刘兵　　 26岁　　驾驶员　　　　　　　　陈达村26号居民 　　
刘强　　 27岁　　汤山镇青林大队 　
段桂红　　32岁　　和盛园豆浆店伙计 　　
戴兴贵　　40岁　　采石场工人　　　　　　汤山镇居民 　　
贾丛信　　74岁　　南京工程矿山公司退休职工 　　
孟江英　　82岁　　神家庄56号居民 　　
赵守华　　38岁　　东湖丽岛工地民工　　南京六合人 　　
邵学生　　　　　　东湖丽岛工地民工　　扬州仪征人
　

2002年3月14日的中国新闻网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有意思的新闻, 标题叫《图文：全国
政协委员董文华一路小跑躲避记者采访》。这样一个署名为郑萍萍的报道很简单，不妨
抄录如下：

“著名歌唱家董文华十三日出席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闭幕会后，一路小跑躲避记者的
围追。(作者：郑萍萍)”http://news.chinaren.com/25/59/news148155925.shtml

压题照片上，一袭黑衣的董文华带着醒目的代表证微笑着低头从镜头前急步走过。这样
一个短短的新闻，显然需要还原到它真实的政治语境中才能很好解读， 否则一切都失去
了意义。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一个被默许的政治传言开始指向了这样一个以高唱主旋律出名的
董文华,当然还有那个从远华远没有曝光前就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南国甜妹。这是一个被网
络媒体详细报道的性，政治,还有金钱群交的丑闻。在央视的的统一口径下被最后报道的
厦门远华案件远远只是真相的冰山一角，躲在冰山下面的当然也包括了董和杨。

但是中国新闻奇特之处在于，一方面部分精英新闻人秉承了社会批判的良心与道德传统
，另一方面新闻的管理者必须要对非“新华体”的民间新闻保持高度的管制。这是一种
中国新闻的游戏规则，而被整肃过的网络媒体由于占有某种天时地利人和（譬如网络媒
体被允许采用中国新闻网的稿件，譬如网络新闻的互动性）所以更加谨慎的呈现出了一
种多元倾向，并采用令人忍俊不禁的语用规则对社会黑暗面进行暗示和挖苦。

从红楼的腐败展览开始，杨和董就成为了媒体用加密语言隐性炒作的悲情人物。红楼的
那个著名的高级轿车上的解说词上标注着“此为赖昌星送给某甜妹歌星的礼物”，从此
在传统媒体，口头的民间传说和网络论坛里，“某甜妹歌星”就不再具有传统语言交际
中的虚指，而成为一个具备明确所指的个体。同样，经海外媒体绘声绘色报道的与赖老
板有染的“某主旋律歌星”也成为了董文华的新闻别名，虽然这个带着国徽和军功章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偶像信誓旦旦但又不乏深情的对记者说“我相信历史会证明一切”，
但是多次重要政治场合的神秘缺席无疑发布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国式政治暗号：董文华犯
事了。这是一个远比新闻联播还有人民日报社论还要来得真实的信号，就像当年成克杰
在天安门的国庆大典上缺席证明了此人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一样。

但是，和那些官场上的政治明星的腐败丑闻不一样的是，由于歌星本身具备的世俗性和
公共性，再加上社会对性别的传统偏见，董和杨成为了第四媒体中的“政治娼妓”。在
中国老百姓的眼睛里，出卖肉体换取金钱远比出卖权力要具有猎奇性得多，也下贱得多
。一个戏子游走于官场和舞台之间，香车和枕头之间，靠色相和声带牟取金钱和名气，
这一切本来已经具有某种可耻的特征和香艳的想象空间，如果再被饥渴的传媒抓住把柄
，那么她们一定会被钉上道德的耻辱柱并被刻上深深的红色A字。

这是一种民间广泛酝酿的社会不满情绪和中国传统的伦理纲伦勾兑的产物。戏子内在的
低贱性和女性肉体的商品性成了人们追访董和杨的潜台词。没有任何一个记者预期从这
两人口中得到某种忏悔或者隐秘，因为只要国家机器决定从司法上保护这两个人，他们
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尤其是人大代表董文华，保持自己的社会身份。但是由于她们并没
有直接的政治背景充当保护伞，她们无法逃避新闻人在新闻纪律底线附近对她们进行的
文学性谩骂和揭露。读者和记者完全可以从她们两个人张皇的眼里和故作镇定的矜持下
找到新闻阅读和写作的快感，这是一次通过对政治禁忌的编码和解码完成的媒体与老百
姓的无声交流。不管是新闻人还是读者，都在这个经典的政治幽默中完成了价值判断，
并神秘的莞尔一笑。

3/14/2002于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