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思想准备,但推门进入奶奶住的小屋时,我还是惊呆了。
昏黄的灯光下,奶奶半卧在床板上,老式的蓝色褂子上面没扣,敞露出一大截脖子,而裤子则还没完全提上。这些日子,奶奶因为双腿无力,只得长期卧床,可那根根日渐稀疏的银发却奇特地站立着。比起零五年春节,她果然瘦多了,两个腮帮深深的陷下去,额头上则是黑黑的老年斑。
房间里有股酸臭的异味。我走了进去,喊了一声:“奶,我来看你了!”奶奶没有抬头,依然在摩娑着自己的衣襟,嘴里不时嘀咕着什么。我握住奶奶干瘪的手臂,对着她耳朵加大音量又喊了一声:“奶,我来看你了!”
奶奶终于发现了有人进来,她巍巍地抬手挡住灯光,颤颤地说:“谁啊?”
“是我,松松。”
“谁啊?”
“是—我—松—松!”
“哦,松松。是哪个松松啊?”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表哥从身后过来解围,对着奶奶耳朵,吼道:“是细伢的松松,从北京回来看你的。”
这里面其实有段故事。在我上大学临行前,奶奶反复追问我要去哪。可是她这辈子去过的最远地方是武汉。那还是二十五年前,一个算命先生说她活不过七十岁。奶奶便坚持要让爸爸和大伯带她去武汉看看。那是她第一次看到了长江大桥和中山公园。除了武汉,她世界中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了。因为无法和她表达清楚“哈尔滨” 的地理概念,只能说我去了“北京”,因此来形容极其遥远。后来每次寒假回来,奶奶都会从头到脚把我摸一遍,问我身上衣袜鞋帽是不是国家发的。为了让她相信我们还生活在毛主席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信誓旦旦地点头说是,然后奶奶就会心安理得,觉得这个大学念的值。
而今天,眼前的奶奶却不再用她那松树皮一样的手来辨认我了。她在表哥的帮助下带上了眼镜,试图来端详一下我。出生在辛亥革命那年的奶奶是我们家唯一裹小脚、不识字的成员。五五年公私合营把爷爷辛苦半辈子攒的家产并了去,他一生气就得了肺痨早早辞世,扔下奶奶照顾二儿一女,守寡至今。八十年代末奶奶得了白内障,有生以来第一次住进了人民医院。出来以后,身为文盲的她成为了我们家族眼镜度数最高的人。过年的时候我常常用她的眼镜来作凸透镜烧蚂蚁玩。后来奶奶视力越来越差,眼镜度数越来越高,厚度和凸面几乎达到了光学配镜的极限。
于是,她把栓着橡皮筋的眼镜带到头上,吃力地看着我,想辨认出一点什么。灯光下,奶奶那浑浊的眼睛在球面凸透的效果下,显得格外的大。
“耳朵也听不见,眼睛也瞎。我活着是作孽啊!”这是奶奶在出现老年痴呆症状后,唯一正常的一句话。
“我是从北京来看你的松松,记不记得我了?”我操着夹生的方言,做着最后的努力。
“北京来的松松?是哪个松松?是哪个松松?”她认不出我,这并不意外。最近两个月她只能辨认出两个人,一个是我爸,另一个就是借着奶奶老宅的门脸做生意并照顾她起居的表哥。表哥是好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我爸的第二个儿子。姑妈前年已经去世了,但在此前的十几年里一直生活在精神病的折磨下。大伯虽然精神无恙,但却是一个无心无肺的家伙,二十年前就因为一点小事和奶奶断绝了母子关系。即使他偶尔过来,也是关心奶奶留了多少银元和首饰,关心这个老宅归到自己名下能拿多少钱。还好表哥不像他那么不孝,这些年都和奶奶生活在一起,帮助我爸分担了很多责任。
奶奶的长寿是完全违背所有养生之道的。她热衷于肥肉和暴饮暴食,从不做任何运动,也并不淡泊宏量。事实上,奶奶在晚年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用振聋发聩的嗓门在每个探望她的亲人面前痛陈大伯的罪状。声音洪亮往往是肾功能强大和心脏健壮的表现。她过去常喜欢在我家阳台上,拉着我的小手,一遍遍的重复:“那个狗杂种不认我,你说他究竟是树上长出来的呢,还是石头里蹦出来的?”这种朴素的说理曾经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也是少数几个愿意被她溅一脸吐沫星,听她几十年如一日唠叨的孙子辈。那时读小学,每周三都会放假,我经常会流串到西街,听她痛陈家史,并在临走时顺去两元钱零花。
而前年回来还中气十足的奶奶现在却出人意料的沉默了。老年痴呆症麻痹了她五十年守寡的痛苦,麻痹了她的头疼脑热,当然也顺便麻痹了她的肛门括约肌。她无法下地活动,把九十多年的记忆一点点如沙漏般释放出去,然后一点点的死去。虽然便盆近在咫尺,但奶奶缓慢的反应依然会让她经常大小便在床上。这往往是表哥和父亲最痛苦的时候。他们只能捏着鼻子给她洗身子,换衣服,洗床单。
嫂子这时把奶奶的晚餐端了进来。很大一碗,有肥肉、黄豆和菜叶。奶奶身体好的时候经常会申请吃鸽子和猪肝,现在却鲜有抱怨,只是顺从地把食物放进嘴里。当然,因为拿不稳,夹的过程中一般会有三分之二掉落在床单上。爸爸于是夺下她的筷子,给她换了一个勺。奶奶颤微着先把勺拿到嘴前,用舌头舔舔,确定正反面,然后慢慢地伸向瓷碗,舀出一勺,哆嗦着往嘴里送。只剩下三颗牙的她不怎么咀嚼,用牙肉咬了几口就往下吞咽。饱与饿的感觉大概也被遗忘得差不多了。
突然,奶奶放下碗勺,似乎想起了什么。她摸索着从枕头底下翻出一块老式电子表,上面贴着一圈黑胶布。那是奶奶唯一的报时工具。
“帮我调一下,帮我调一下。”这是很熟悉的请求,我童年时无数次的帮她完成过。
我于是接过电子表,对着灯光,一看显示的是“一点五十分”。我试着按了几个键,却发现没有任何反应。我叹了口气,将表递了回去,说:“已经调好了,奶奶。”
奶奶机械地呢喃着,似乎在若有所思。我扭过头去,疾走出门,不想让任何人看见那夜我肆虐的泪水。
去年年初译的一本书终于出版了。虽然是医学方面的书,但是主要内容还是揭秘美国医药管理中的黑幕。译书的过程,让我对生命之脆弱、人性之卑劣、医学之陋见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当我们把生命托付给医生这个神圣职业的从业者时,我们恐怕不知道他们心里的小算盘并不包括病人的健康。一本西方流行的休闲读物《谁动了我的奶酪》在中国经好事者修改,变成了《谁动了我的乳房》、《谁动了我的男人》、《谁动了我的公积金》,最新的一本版本最可怕:《谁动了我的骨髓》。喝人血一般已经是传统意识中残忍的极致了,但沈阳某大医院竟然在病人手术麻醉的中途进入手术室盗取病人的骨髓,为医院某些人牟利。不寒而栗!阅读本书后,您或许会对医院的根本制度产生怀疑,坠入怀疑主义之万劫不复的深渊。但对于那些希望了解心脏早搏问题的朋友,这本书依然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手边读物,推荐大家买来看看。
新闻:(新华社)1月19日,由于京广铁路郑州段大雪,造成由北京西站开出的20多列客车延误、10多万旅客滞留车站。
姐姐, 今夜我在德令哈, 夜色笼罩
iPod是一种很牛比的东西,它简约而时尚的造型让很多都市男女为之倾倒,其中包括我。到了年底,买一台属于自己的iPod成为了一个不可自遏的疯狂想法。
我愤怒了!左思右想,iPod吸引我的其实是一种虚荣。不行,我要做理性消费者。所以,当我看到SONY的柜台上那个红色的小玩意的时候,我踌躇了。
1327年的4月6日,耶稣受难节,GOOD FRIDAY,意大利桂冠诗人彼特拉克正好在法国阿维尼翁参加复活节弥撒活动.这一天他注定要碰到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女人.
诗人于是陷入了单相思的痛苦中,一直持续了21年.这21年里,彼特拉克写了366首爱情诗送给这个得不到的爱人,后来结集成
而更让人唏嘘的是,1348年,当罗拉38岁的时候,在彼特拉克初次见她21年后,也是在4月6日,也同样是耶稣受难节那天,罗拉离开了人世.诗人在意大利听到了噩耗,悲恸不已,赶到法国来悼念爱人.却不经意的在墓穴发现了一个铅盒,里面有一个心型的项链,项链下压着的是彼特拉克写给她的爱情诗. 后来有人怀疑罗拉是否真有其人,因为Laura和Laurel很相似,而彼特拉克正是桂冠诗人(Laureate Poet).但是现在看来劳拉肯定是真有其人的,名字就是Laura de Noves.
闲中读书,发现两个趣事,随便写下,权当灌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