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之秋◇虫子的冬天◆

突然想说说犬儒主义，并无思路，随便说说。

cynicism目前正有被滥用的嫌疑，很多人写文章把犬儒这样的帽子扣到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说他们犬儒化。乍一听问题不大，仔细一想，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犬儒主义（cynicism）。

什么叫犬儒？像狗一样生活就是犬儒了？很多指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犬儒化的人对该哲学流派的理解就停留在此了。在一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焦大，犬儒》的网络檄文中，作者这么讲犬儒：“犬是几千年来维护主人利益的象征；儒是读书人的一个别称，古代读书人讲究学而优则仕，现代读书人被称为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现在的文化人或曰知识分子，对权力与地位仍有着天然的渴望，这种渴望激励着他（她）们上进不息，也刺激着他她们的欲望不断膨胀，一些道德品质较差的人，由于急功近利，慢慢地变得越来越不择手段，寻找、投靠主人，将犬维护主人利益的特性发挥的有过而无不及，以博取主人给予的一些恩惠。由此可见，犬儒这个称号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是再贴切不过的了。”我们很多时候甚至直接把犬儒当成贬义词，等同于说“玩世不恭”，或者“苟且”。

追本溯源，我们会看到犬儒主义的精神实质在戴奥真尼斯那里并不是这样的。

犬儒首先是强调通过自我满足（self-sufficient）从而实现自身的快乐。而苏格拉底认为个人善德（virtue）的实现就能带来满足和幸福， 而和你的贵族背景或者家庭财富没有关系。这样一来，犬儒者极度鄙视对物质财富或者名利虚荣的追逐， 并回归到动物的自然状态。在世人的鄙夷目光下，他们寄居在木桶里，乞讨食物，翻垃圾桶，露大屁股， 在狗一样的生活方式里找到心灵的牧场。

犬儒还主张回归自然，因为他们认为可耻的是人类的自相残杀和贪婪嫉妒，并不是狗那样公开撒尿或者交配的生活。人类以狗为耻，其实是虚伪的体现，因为他们比狗更加可耻。狗在希腊语中也不是褒义词，因而犬儒们无疑是在颠覆这种传统的价值观。

犬儒藐视一切权威和价值观，这一点最容易被后人曲解，于是便成了“玩世不恭”。甚至在徐贲那篇著名的网络雄文《大众民族主义、新民粹政治和后现代犬儒主义》也指责犬儒主义者是缺乏道德的，是民间与“民粹主义”同流合污的反智主义。但实际上犬儒主义并不是简单的在对社会的所有问题说“不”，他们身体力行的实践态度其实是最宝贵的启蒙资源。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在被戴奥真尼斯怠慢了以后，告诉身边人：“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最想当的是戴奥真尼斯。”这个来历不明的趣闻其实特别有意思，它说明亚历山大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当戴奥真尼斯对世界宣布“我是狗”的时候，他其实和亚历山大说“我是亚洲的王”一样豪气干云。

因此犬儒真正意义上是不能称之为“主义”的，他们甚至不是哲学家，因为他们根本就反对哲学或者其他一切形而上学的空谈。他们只相信行动。而且和中世纪的苦修僧侣不一样的是，他们绝不遁世；和那些后来的经院哲学家也不一样的是，他们绝不脱离群众。他们主张回归自然，但是他们没有圣方济会或者西多会那样把修道院建在与世隔绝的地方的打算。他们坚守城市，他们坚守街头，他们让所有的希腊人都看着他们在白天打灯笼寻找诚实。他们这种看似乖张和极端的行为艺术实际上体现了最深刻的社会责任感和此岸关怀。

所以，如果要学胡平先生那样用“犬儒”来批判八－九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懦弱、假面和虚伪，请谨慎使用犬儒两个字。因为此犬儒非彼犬儒。希腊哲学中古典的犬儒是行动的哲学，是对集权和伪善的挑战，是深刻影响了后来巴勒斯坦的John, the Baptist和Jesus Christ的。如果非要使用，不妨学徐贲注明“后现代犬儒主义”，一个完全背离了古代理想主义的犬儒主义。胡平说“犬儒派就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这句话绝对要加定语，那就是“中国特色的犬儒派”。真正的犬儒，在戴奥真尼斯那里，不是孬种。现在大家言下的“犬儒”，都是“非犬儒”的。

事件的起因是张戎(Jung Chang)的一本新书，和今年十月的”The New Criterion”杂志刊登的一篇书评 Keith:Mao and the Maoist。Keith在书中盛赞这本已经在西方引起轰动的中国领袖传记，说“If any single book in our own time has the capacity to change the course of history, this is it. ”

张戎毕业于四川大学英语专业，后来去英国的约克大学留学，成为第一个在英国取得PhD学位的中国人。后来她嫁给了Jon Halliday，写出了Black Swan，为她奠定了英语文坛的地位。这本传记历经十年写成，其间，她采访了多位在世的毛的身边人，其夫多次奔赴俄罗斯调研，取得了很多珍贵的解禁资料，获得了对于毛和斯大林之间关系的最新学术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张戎还设法得到了杨开慧入狱前写给毛的家信。这些信藏于祖宅房梁上，躲过了战火，一直到1999年才无意中被人发现。

张戎的故事果然是不为人知和触目惊心的。因位国内无法读到该书，单从Keith的转述中，我获得了如下印象深刻的细节：

[1] 延安时期只有一辆汽车，是美国华人赠送做救护车的，结果成为了毛泽东的专车。

[2] 长征途中的重大战役都是虚构的。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铁桥上的枪林弹雨都不存在。当时没有国民党的炮火。

[3] 毛泽东一路都是坐的轿子，而不是和普通士兵一样走路。

[4] 长征的路线是蒋介石设计的，目的是借助共产党来剿灭其它土匪和军阀。毛泽东去陕北，是为了更好接应苏联的援助。

[5] 毛泽东对于三年自然灾难的死亡情况是知道的，甚至是有预谋的。他本人的理想状况是让中国饿死1／2到1／3的人口。只饿死了3千万，主席很失望。

[6] 中国城市居民三年自然灾害时日卡路里摄取量是1200，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犯是1300 到1700卡路里／天。

[7]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加紧革命输出和粮食输出。主席在1960年多次对外国友人说，中国没有饥荒。在中国的慷慨援助下，59－61年，在中国河南和甘肃“人相食”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和东德的粮食配额得到了增加。

[8] 周恩来在70年代警告阿尔巴尼亚不要使用中国捐献的飞机，因为它们会在空中爆炸。

◆ 毛在延安霸占唯一一辆轿车的考证 ◆ 证据提供 KGB ◆

王明在六中全会后的一段时期内，似乎并无政治上受挫的明显迹象，但随看毛针对王明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他已完全明白毛的意图所在，只是有口难言，无力还手。1939年春夏之际，当毛泽东携带江青，由两名贴身卫士随从，乘坐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小包车–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前线将士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穿行于延安街道时，人们看到的王明则是形单影只，「时常独自漫步街头，也不带一名警卫，低着头，不发一言地，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 (p159)

延安的重要高干的家里一般都有组织分配专门照顾首长孩子的保姆，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长的勤务员也由警卫员兼任，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 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和他们的家属沿着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们也不难看到首长派来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已早早守候在各学校、机关的门口。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至于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枣园戒备森严，明哨、暗哨密布，非邀不得靠近，这更是公开的秘密。1942年春，毛泽东派李卓然登门邀请塞克到其住处谈话，被塞克拒绝，理由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泽东吩咐撤去岗哨，塞克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 这一切在王实味和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眼中，全都成了背离革命道义原则的有力证据，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义愤和不平等感。(pp195-6)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华

◆ 长征途中飞渡泸定桥的考证 ◆ 证据提供 discord等 ◆

总攻在下午4点开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22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12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三连长王有才率领的第三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我们挡在桥上，用火力消灭我们。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住了。

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22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洪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冲在前面的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往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们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去。巷战在街口展开了。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22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严重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三连冲进去了，接着团长和我率领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进了城。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一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黄昏，我全部占领泸定城，牢靠地控制了泸定桥。

质疑1：

想必这是大家上小学时耳熟能详的一篇必读文段吧.小时候看到此番描述便心存疑问,我的老天,”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我考!就靠这么几个人就能一边”英勇地冲锋陷阵”,一边踩着一寸粗的铁链铺桥?那22个人每个人只带了一块木板,他们铺桥的时候是怎么轮番前进的?木板往前移动的时候,后面的人脚往哪儿挪?

“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仗都打到这份上了,还有闲功夫放火?傻子也会知道在城门里埋伏几个人手,你再英勇无畏也冲不进来吧?

“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22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洪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

我考!英雄们都是顺风耳吗?都几百米开外了,还能在炮火声中接受到对岸的”最高指示”!

所以我的结论是,飞夺泸定桥?神话而已,做梦都别想!

质疑2

关于“飞夺泸定桥”的事实真相的一点想法

最近看到很多朋友在谈论红军长征的时候飞夺泸定桥是否是真实的，谈一点我的看法。

我曾经做过几年老师，也曾经给我的学生提过一个问题，当年国民党为什么不直接炸掉泸定桥呢？因为从历次战争和纯粹军事角度来讲，要阻挡敌人的进攻，炸桥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办法。但是为什么国民党部队没有这么做呢？这也是我多年以来一直的一个疑惑。退一步讲，即使没有炸桥，22个人从13根铁链上爬过去（注意，是爬，不是跑），本身难度就很大，更不用说，对岸还有敌人的阻击。因为从军事角度来说，只要对岸一挺机枪，2，3个狙击手，过桥就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了，更不要说对岸有2个团的兵力（课本上说的），最后居然有18个人活了下来。我觉得可信度不很大。

要想考证这个问题，首先要从9－18事变说起。31年，9－18事变爆发以后，蒋介石下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致使半年的时间，东3省沦陷。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当时蒋介石刚刚统一中国，统治非常不稳定，而且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根本不可能单独和日本打一场全面战争。国际形式方面，世界性经济危机还没有过去，纳粹在德国还没有上台，第2次大战的欧洲策源地和亚洲策源地还没有形成，中国在国际上根本得不到任何支持（这一点从当时国联的表现上就可以看出来），所以蒋介石选择了暂时的退让。但是到了37年，情况就有了变化，首先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非常稳固，36年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全国上下一致支持蒋介石，反对张杨就是很好的证明。以致于GCD也不得不逼蒋抗日。第二，中国经过了10年的黄金发展，经济，军事，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组建了德装师，可以有一定的能力和日本一战。第三，国际形式上，大战一触即发，蒋介石看准了英美必然参战，所以他把宝押在了英美身上，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理论。毅然在上海命令国军主动进攻日军，组织了凇沪会战，把日本拖进了全面战争。

但是从31年到37年的这段时间里，蒋介石也一直没有闲着，他也在一直做着和日本打全面战争的准备。蒋介石曾经说过，中国18个省，丢了15个都没有关系，只要川，滇，黔西南三省还在我的手里，中国就是我的。当时蒋介石就意识到西南三省将来就是中国的大后方。所以抗战开始，国民政府一牵武汉，再牵重庆。这也是蒋介石早就计划好了的。问题是，31年的时候，蒋介石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他实际能控制的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5省，山东有韩复榘，山西有阎西山，两广有白崇禧，李宗仁，云南有龙云，四川有刘湘，贵州有王家烈，江西还有GCD。因此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安内，GCD当然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但地方军阀有何尝不是呢？

所以蒋介石先后依靠地方和自己中央军的力量发动了5次围剿，在红军开始长征以后，还亲自到达成都来组织对红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一方面当然是想消灭红军，另一方面也是在消灭西南三省的地方军阀，（这一点在中央台拍摄的电视剧《长征》中有所表现）面对蒋介石的这种进攻，西南三省的地方军阀自然也心知肚明，因此刘湘就说过，如果红军只是路过，我们就让他过，如果红军要是驻下，就赶他走。而红军此时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想摆脱蒋介石的追赶，对于这些地方军阀，自然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这也就造成了红军有可能和地方军阀沟通，甚至是讲和的可能。不要忘记，朱德在西南三省的影响力，在西南三省的地方军阀的眼里，朱德也算得上是老前辈了。

当时守卫泸定桥的部队，既不是蒋介石的中央军，也不是刘湘的军队，而是四川的另外的一个军阀刘文辉的部队。刘文辉何许人也？他就是四川大地主刘文采的哥哥，此人从抗战时期便开始和GCD合作，1949年PLA兵临城下的时候，刘文辉帅部起义，解放后做了林业部长。而红军过泸定桥的时候，也正是刘文辉最失意的时候，一方面，蒋介石想解散他的部队，另外一方面，刘湘也一直在压制他。敌人的敌人自然就是朋友。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自然也就成为了他可以团结，可以合作的对象了。

因此，综上所述，飞夺泸定桥最有可能的真相就是红军和刘文辉本人答成了某一项协议，刘文辉象征性的抵抗一下，实际是放红军一条生路，以待日后相间。而对老蒋也有了一个交代。否则的话，我真想不出来，红军怎么会打下泸定桥，而国民党为什么不炸桥呢。

政治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欢迎大家拍砖。吕克转自青岛新闻网社区

我的总结

上文也印证了张戎的说法：长征并没有那么多的悲壮战斗，实际上路线是蒋介石设计好的。有三条路，堵上两条，让共产党只能走一条。而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其实是，希望借共产党的行军，消灭沿路不受他控制的军阀和土匪。

◆大饥荒和集中营卡路里摄入的考证◆ 讨论者：我和KGB ◆

［KGB］

大多的纳粹集中营日卡路里量都不足一千左右；有时候更低；华沙犹太人区(the Warsaw Ghetto)一度的供给量是300左右，所以造成大量犹太人死亡。Dachau大约就是500到800，条件比东方的集中营好得多，而且Dachau并不是死亡营。Auschwitz一般人入营后的平均寿命只有不足三个月。(注意，这些寿命不足三个月的人已经是被挑下来工作的精壮劳动力。) 说中国城市居民日进卡路里量比奥斯威辛还低，这是难以置信的。

这个数据根本就是有违常识。如果这里资料出问题，别的也不能保证。这给人的impression是：他们为了生动地证明自己的case，不负责任地引用数据。以下的学术文章引用了两个数据来源，说明纳粹集中营的平均日卡路里是500-900。奥斯威辛是死亡营，死亡的无论是绝对数目还是相对比率都高于其他集中营。

“Former prisoners in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underwent even greater food deprivation. The mean daily calorie intake in concentration camps has been estimated at 500-900 calories (Keys et al. 1950; Eitinger, 1961)” (p463)

Cited from A. FAVARO, F. C. RODELLA and P. SANTONASTASO, “Binge eating and eating attitudes among Nazi concentration camp survivors” in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00, 30, pp463-466. Prin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c) 20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urce: Eitinger, L. (1961). Pathology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 syndrom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 371-379.

Keys, A., Brozec, J., Henschel, A., Mickelsen, O. & Taylor, H. L. (1950). The Biology of Human Starv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inneapolis.

［我］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a major food source for the urban population became the “food substitute” chlorella, a disgusting substance that grew in urine and contained a little protein. In the countryside, starving Chinese peasants were reduced to eating bark and compost and, in Anhui and Gansu provinces, to cannibalism. In Chinese cities in 1960, the maximum daily intake was 1200 calories, compared to the 1300–1700 calories a day fed to the inmates of Auschwitz.

上文出自我刚才转的Keith的书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数字并不清楚是否直接来源于张戎的书。也许只是Keith本人的错误补充？你手头能看到张戎的原书吗？可以核实一下。而且中国自1960年后就没有对外公布统计数字，一个集中营的囚犯的卡路里摄入好计算，只要查监狱的原始管理记录就可以了。一个国家的几万个城市的居民卡路里平均摄入量是如何得出来的？按照粮食配额换算的？城市居民是自由人，应该还有其他的食物来源。各个城市的情况也应该很不一样。比如沿海城市基本就没人饿死。大海不会歉收。

［KGB］
这种什么统计国内城市人卡路里日取量的数据我根本不信，写书评的人也不会抄错，因为是数据和事实，会特别核差。

［我］
不知道张戎原书中这样的数据是从哪里引用的。这样的破绽太多，会直接导致读者对于两位作者科研能力和学术态度的怀疑。采访中提到为了核实数据和资料，该书作者多次去俄罗斯调研，并对书稿进行了多次修改。怎么会犯这么简单的错误呢？如果当时中国的城市人吃的比奥斯威辛还差，那就不是饿死三千万那么少了。

［KGB］
Jon Halliday去俄罗斯调研，从解密前苏联秘密档案里能看到关于中共与苏/共产国际关系的档案，但不能保证别的领域的资料是正确的。John Halliday本人也不是研究中国的。

［我］
有些新发现。搜到了一篇发表于今年六月四日的文章。出版信息如下：Putting the ghosts to rest John Weston. The Spectator. London: Jun 4, 2005.Vol.298, Iss. 9226; pg. 34, 2 pgs

文中有如下一段，可与Keith的文章相互印证。两篇文章都是关于张戎的书评。

Based on death rates from Chinese demographers, these authors say that close to 38 million people died of starvation and overwork in the four years 1958-61, 22 million of them in 1960 alone. These magnitudes were confirmed by Liu Shaochi to the Soviet ambassador at the time. During the first two of these years, Mao actually exported millions of tons of grain, to pay for industrial and defence hardware. The regime apologist Han Su-yin stated that Chinese urban housewives (NB, not peasants) got 1,200 calories a day in 1960: presumably she was unaware that this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daily intake granted to concentration-camp labourers at Auschwitz. At times of shortage Mao, an ignoramus on economics, simply issued the order ‘Educate the peasants to eat less.’

可以见到，1200卡路里的数据原始出处在韩素音那里。但是，这是否真的比奥斯威辛还低呢？KBG给出了反面的证据。估计张戎也是引用的韩素音的数字。

［我］

另一处证明集中营卡路里摄入量低于1000的文献：

The calorie intake was variable but quite low. It ranged from 533 calories per day in Dachau in the spring of 1945, to 800 per day in the last year of the war.

Adolescent Genocide Adolescent Psychiatry, 1998 by Sugar, Max

但是还有反证，说明张戎的数据的真实性，即高与1200：

Activity B-3

Calorie Comparison

It is estimated that a full-grown adult who lies in bed all day needs an intake of 1,748 calories just to survive. A laborer requires 4,238 calories per day.

In Auschwitz a laborer was allotted 1,700 calories per day. Towards the end of the war that amount dropped to 450 calories per day.

这些数据说明：

[1] 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囚犯的等级和用途也不一样，需要做工的laborer每日的卡路里摄取量可以是其他囚犯的三到四倍。因此张戎讲1700卡路里并不算错误，因为这只是说明三年自然灾害时，我们城里人（农村可能更差）吃得还没有奥斯威辛里吃得最好的囚犯多。

[2] 随着战争临近结束，达豪、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犯人卡路里摄入量急剧下降，平均只有五六百，只有人生存所需最小量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国三年灾害的城市人和这个时候的纳粹集中营相比，我们吃得还算不错。

[3] 不管是和哪个集中营的哪个时候相比，如果韩素音所说不假（考虑到她的亲共立场，所报数据即使不是浮夸，也应该不会低报），那么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城市人口日摄取卡路里量都在2K之下，即使偶尔比集中营强，也强不到哪里去，而且远低于一个正常劳动者每日所需要的4,238卡路里的摄入量。

粗读了两遍，觉得文章硬伤很多。前面立论时说“在我看来，不是缺少自由，而是自由的迷失以及由此而来的自由的诅咒”，后面又自己承认“我想问，当代中国人是缺少自由吗？是的，不自由处处可见，强权也是遍地丛生”。如此前后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我就不一一例举了。

我只想谈一点，那就“海盗这个职业被视为自由主义的象征，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了”这句话的根据在哪里。仅仅因为“海盗在惊涛骇浪和血雨腥风中具有的英雄主义色彩，同时也来自于海盗们大碗喝酒大碗吃肉无视一切权威的叛逆个性”？

如果上面的联系是你自己臆断出来的，只能说明你可能对于自由主义的复杂内涵和演变历史仅停留在望文生义的基础上，或者以为自由主义就是“不顾一切的要自由”。 Oliver Wendell Holmes曾经说“对言论自由最苛刻的保护也不会允许有人在剧院里恶作剧般的高喊起火了”。Isaiah Berlin又讲“狼的自由就意味着羊的死亡”。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直到现在的政治自由主义，从来没有一个自由主义者说不要政府，不要法律。正是因为如此，自由主义才和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相区别开来。

李敖讲“现在我们要放弃自由主义，换中共的宪法”，这其实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狭隘解读。从光荣革命到后来的美国革命，大部分自由主义者都是求诸于立宪政府的。自由主义和宪政不是两个选项，而是母集和子集的关系。我们主张人对自然权利的追求和实现（人身自由、私有财产等），但是同时也强调政府和法律对于社会个体行为的监督和协调。康德更是抽象出一种categorical imperative来作为人权的普世道德基础。自由主义者怀疑政府，认为政府对公共事务和经济的干涉应该有节制和中立，如果给与政府太多国家干预和计划的权力，就将不可避免的走上哈耶克说预言的road to serfdom（奴役之路）。而1944年以后的历史已经雄辩的证明了一个集权的政府会有多么可怕。但是，怀疑政府并不代表不需要政府。事实上，当代的自由主义一直是在“政府干预”和“个人自由”之间进行钟摆式晃动。二战后兴起的福利国家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自由的社会里，依然需要政府去保护弱小群体；否则一个绝望的社会就会抛弃民主，投向独裁专制的怀抱，就像当年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一样。

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困境是一个伪命题。社会贫富差距的增大和“形势大好，人心大坏”并不是“自由市场”代替“计划市场”所造成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中laissez faire (let it act)并没有伴随着“党天下”模式的集权政治的转型，从而造成了司法的不公正和机会的不均等。我们的问题不是自由太多了，太滥了；我们的问题是“自由”仅仅被当成一种手段，充当经济领域的解毒剂，而不是将“自由主义”所包含的“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原则建设成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基石。

附录：LCY的自由的诅咒：“加勒比海盗”的启示

中国历来缺乏演说的传统，这恐怕是因为专制传统对于公共生活的扼杀所造成的。民主国家生产演说家，时兴修辞术。雅典的诡辩家们就是在伯利克里斯时代出现的，而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西塞罗和凯撒都是演讲的能手。

我不能同意陆兴华的这样一种说法，即中国更缺的是专栏作家，而不是李敖这样的做秀者。每当我看到中国大陆领导人死气沉沉的演讲，对比外国领导人的妙语连珠，我就觉得不安。是汉语不美吗？是我们舌头打卷吗？不是，是我们缺乏真正的公民生活，辩论式的公民生活。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萧条，是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给了绝望中的美国人以力量。罗斯福通过电波，向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听众许诺，政府会竭尽所能让他们的储蓄能从银行里取出来。二战的时候，丘吉尔在议院发表演说，说英国人会在天上、地下、海边和德国人作战。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总统对国会发表演说，号召美国对日宣战。

这些经典的声音依然还保存在我们的记忆里，而那个时候的社论，大概已经没有一篇值得回忆了吧？这就是演说之于写作的巨大优势：演说是一种更强势的语言表达。当李敖高举证据，历数政府对广场群众开枪罪证的时候，当他说所有政府在那个时候都是王八蛋的时候，他胜过了所有回忆录和议论文。音量、手势、眼神、寂静的观众、抽搐的闵书记…所有的所有都是文本所无法表达的。

而我还清楚的记得，当美国轰炸了中国在南联盟的大使馆后，江核心避不见人，支出来胡锦涛发表全国演说。而胡核心那木然的poker-face，和僵化的动作，让我长久的唏嘘。如果是克林顿来发表这篇演讲，那一定是不亚于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时的演说的。

我不否认台湾的民主很坏，但是我喜欢他们那种自由的公民生活和演说艺术。陈水扁本人就是一流的演说家。连战也不赖。马英九是更胜一筹。李敖不是最好的演说家，但他肯定是最勇敢的演说家，最不识时务的演说家。

有人嘲笑李敖的演讲将自由主义简单化，信息量太小，学术水平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人嘲笑喜欢李敖的人竟然对那么简单的道理（如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做恍然大悟状。还有人说李敖不过是过客，不属于我们这个社会，不了解我们这个社会。而我要说，李敖的演讲有血性，有智慧。同样是常识，但是经过他的嘴里说出来却份外深刻，发人深省。对于常识（如自由的先验性），对于一种在中国遭到迫害的价值观（如就是要争取言论自由），我们蒙受的启蒙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而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大致翻过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那本书，大致了解他和专制政府斗争的代价，你就会知道他有足够的资格（无论是从智力上还是从道德上）来站在讲台上给北大的衮衮诸公上一课。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眼睛和评价，你至少要相信曾经厚爱过李敖的胡适、钱穆、殷海光。

原发一见如故,一篇旧文,重发这里做个备份.

In my opini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r to some extent, the
inter-marriage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is no less than the cross-pollination,
as it were. In spite of the predominant tendency of specialization in science
and arts, it is of little benefit, on the part of a specialized practitioner, to
take a disparaging position and flout the outsiders who endeavor to borrow, or
transplant, the alien expertise / know-how, and whose findings in such an alien
field are likely to be ridiculed as “unscrupulous and shallow clichés”. As
KGB has argued, it is due to the outsider’s ignorance of the certain domain
he/she invades recklessly.

However, merely few one can be encyclopedic. The smaller the academic clique is,
the easier he/she rises to an unchallengeable opinion-leader. It’s an
inevitable by-product of over-specialization of labor at present. The so-called
insiders are thus apt to build up an exclusive castle and sneer from the top of
tower, overlooking the aggressors of other castles. Such an elitism / monopoly
in knowledge, either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will be no good to God or
men. Looking back into the distant past of ancient Greece or China, you will
find a galaxy of saints who freewheeled between science and arts, giving no
sight to the so-called “boundary” of knowledge. In contrast, nowadays, the
higher you move on the academic ladder of your own subject, the more ignorant
you are of other majors. It’s extremely true in China, because the higher
education here is far more specialized than its Western counterparts. Just
taking a look at the websites of American schools, you’ll be startled by the
bizarrely diversified majors in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s of China. So, no
wonder that the President of Tsinghua, a distinguished scholar strong in his
discipline, made himself a sucked fool when he mispronounced som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in public.

Therefore,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disciplinary research is literally
groundless. An economist passing comments on Confucianism might be a standing
laughingstock in the eyes of a Ph.D. student whose major is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 culture / philosophy. But the meditation on Confuc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economist, cliché as it is for those scholars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will probably be provocative and inspiring for his peers
in economics.

我曾经打赌1万糊涂币，说李敖的演讲不会让人跌眼镜，不过是《李敖有话说》的现场版。但是当我看到演讲的实况录像时，我知道我输了。不过因为最近在赌场手气很糟糕，只好等我下个月开了工资再捐1万赈济穷人了。我倾向于认同一种观点：这是中国16年来公开场合最犀利、最勇敢、最智慧的一场演讲！

首先我不主张大家去网上读文字记录。文字记录是很片面的，实况录像中有很多文字看不到的东西；而演讲本身，除了语言之外，还有肢体动作，还有周遭反应，所以这些都构成了本次历史性演讲的组成部份。

(more…)

因为网络封锁，目前国内已经无法正常访问www.blogsome.com，造成所有blog用户也无法使用。真心希望能尽快恢复这个来自不易的网上家园！

先答复一下西西弗：babara johnson的译本（芝加哥大学出版）是学术界公认最好的; 再略评一下蛇蝎公子对于撒播的理解。

德里达的撒播在英文中是disseminate，德里达一本论文集就以dissemination来命名。可见哲学家对此词的器重。disseminate的词根不确定，可能是semen（精液，精子），也可能是seme(义子），还可能是seed（种子）。这一点至关重要，我后面在讲。

撒播和一般意义上的言语交流不一样，它通过撒种的类比，很好的体现了语意在传播过程中“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损失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概念：一切的语言都是文本间性，意义从来就是不确定的。撒播就是关于语意的嬉戏（PLAY)。既然如此，文本意义是动态的，不可能被某一个权威所占有。这样的观点具有很强的颠覆性（其实德里达的思想来源于尼采，而不是耶稣），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知识的可靠性，模糊了哲学与文学的边界。

为了防止陷入自己挖下的解构陷阱，聪明的德里达拒绝解释什么是disseminate，因为一旦用了dissemination is这样的句子，就不是撒播了，就是语意的垄断。因此，他主张书写为::

Dissemination ‘is’ about the play of meaning.

再看这个词的词源，其词根不确定，因此这个词本身就存在开放性的多种理解，这更加完美传达了disseminate的精髓。撒播中就一定会有损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翻译。disseminate翻译成“撒播”，原词的可玩味性尽失，“撒播”不再“撒播”，哎，都是翻译惹的祸。所以，该词翻译成“撒播”，并不是说这样翻译有多么高明，而是万般无奈
的下策。

对话模式的讨论，我觉得并不合适于对于德里达的讨论。因为德里达的dissemination并不是针对点对点的dialogue或者communication提出的概念。德里达要颠覆的是“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组成的“在场的形而上学”，他的“dissemination”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谈的，针锋相对的是“polysemy”（意义的分歧）。前者否认意义的稳定性，后者依然逃不脱阐释意义的藩篱。

如果光谈柏拉图式交流和撒播式交流，我也觉得你的观点有待商榷。巴赫金对这类问题有很深入研究，他提出的“独白 vs. 对话”在目前也有现实意义。柏拉图的对话也许带有“语音中心主义”的色彩，但是比起威权话语的独白主义来说，对话依然是具有建设性的理想交际模式，因为其中蕴含了平等、反驳、复调等精神。撒播式交流倒是更具有“独白”的嫌疑。耶稣只有一个，弥赛亚不会回来，倒是独裁者热衷于“撒播”。可惜那不会是登山宝训，那是propoganda。

In my opini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r to some extent, the inter-marriage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is no less than the cross-pollination, as it were. In spite of the predominant tendency of specialization in science and arts, it is of little benefit, on the part of a specialized practitioner, to take a disparaging position and flout the outsiders who endeavor to borrow, or transplant, the alien expertise / know-how, and whose findings in such an alien field are likely to be ridiculed as “unscrupulous and shallow clichés”. As KGB has argued, it is due to the outsider’s ignorance of the certain domain he/she invades recklessly.

However, merely few one can be encyclopedic. The smaller the academic clique is, the easier he/she rises to an unchallengeable opinion-leader. It’s an inevitable by-product of over-specialization of labor at present. The so-called insiders are thus apt to build up an exclusive castle and sneer from the top of tower, overlooking the aggressors of other castles. Such an elitism / monopoly in knowledge, either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will be no good to God or men. Looking back into the distant past of ancient Greece or China, you will find a galaxy of saints who freewheeled between science and arts, giving no sight to the so-called “boundary” of knowledge. In contrast, nowadays, the higher you move on the academic ladder of your own subject, the more ignorant you are of other majors. It’s extremely true in China, because the higher education here is far more specialized than its Western counterparts. Just taking a look at the websites of American schools, you’ll be startled by the bizarrely diversified majors in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s of China. So, no wonder that the President of Tsinghua, a distinguished scholar strong in his discipline, made himself a sucked fool when he mispronounced som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in public.

Therefore,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disciplinary research is literally groundless. An economist passing comments on Confucianism might be a standing laughingstock in the eyes of a Ph.D. student whose major is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 culture / philosophy. But the meditation on Confuc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economist, cliché as it is for those scholars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will probably be provocative and inspiring for his peers in economics.

所谓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就是说在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激烈转型中，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失去了原来的精英地位（按照余的意思说，应该是说在国家生活的权力圈子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大不如前），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变成了臭老九。想必当胡适之听到毛泽东要赏他个图书馆馆长当时万般的不屑，当年的“北大校长”对“图书馆临时”的关系变成了“反动文人”和“红太阳”之间的关系。这恐怕是边缘化的最贴切写照。

还需要注意的是，古代的士大夫阶层是有产者，多半是当地的名门贵族，乡绅地主。士大夫就是上流社会，下层人民是没时间读书的。但是随着popular education的普及,就出现了现代意义的新知识分子:他们穷困,出身卑微,却因为大学教育而具有了社会改良和批判意识。这种情况在俄国也出现过，后来这些愤怒的年轻知识阶层直接导致了沙皇的遇刺。

所以在我看来，知识分子边缘化是大众教育普及的必然产物。但是在中国，这种边缘化（或者说对知识分子的猜忌）犹盛，这大概和某党的政权特色以及长期推行的反智主义有关系。于是，知识分子被赶出庙堂，沦落到今天的田地。

另外，有趣的情况同样发生在美国。美国高校长期以来被左派统治（你转的文章里说的），对把持国家大权的技术官僚和律师政客进行激烈抨击，这大约是另外一种边缘化。

说到这里，必须要澄清“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应该说它是一个极度模糊的概念，但是intellectual一词来自俄语，指的是那些身处象牙塔，却充当社会良知角色的人，比如左拉在德雷福斯中的表现就最深刻的诠释了“知识分子”。这个和专业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现实中，大部分“知识分子”都还是人文专业的（也有例外，比如方舟子，学生物的却专注于学术打假）。而那些你说从事物理或者化学等研究的，严格的讲，应该叫“学者”“科学家”“科学技术工作者”。如果不坚守这个狭义定义，解读这篇文章就会出现很多困惑。至于说那些走入仕途的，我们有专门的称呼阿，“御用文人”“技术官僚”都是适合他们的头衔。

总之，这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余英时专指的是那些狭义上的intellectual。

自由主义的宪法反而可能给宪法的敌人打开通往国家权力的大门？这就是核心论点？我总觉得魏玛宪法的例子属于孤证，反而是宪法的设计者本身对人民的愚昧性估计不足。这是技术失误，不能说明是议会制民主本身的问题。

首先人民是愚昧的。这和自由主义不相关。美国1789年的宪法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美国不象澳大利亚通过全民公决修宪。宪法不能删减，只能用修正案增加。dual process最大限度保证了民意不被滥用。而选举人团制度更是对愚民的堤防。赢者通吃又成功保障了美国不会有极端右翼政党在重要执政党的斗争消耗中趁势上台（就像那次法国大选）。

一战以后纳粹党上台有很多原因。3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凡尔赛条约对于德国人民自尊心的伤害都给了纳粹党可乘之机。又因为希特勒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所以人民很容易相信德国经济的失败其实是民主的失败。于是人民相信革命不可避免，与其选择共产党，还不如选择纳粹党。纳粹最爱国，最知摆脱经济。所以，人民有奶便是娘，政治一定要教给专业人士。

而且，希特勒竞选总统的失败也说明民主制度对他权力欲望的遏制作用。后来希特勒在当上总理前，纳粹的支持率在德国也只是徘徊在30％左右。德国总统提名他当总理是因为政治交易，也希望能通过限制纳粹党在内阁中的席位来限制黄衫军的膨胀。当?，民主这次失算了。大家低估了人民被集体催眠后对于独裁会有多么向往。

总之，我觉得魏玛宪法的失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宪法本身的设计（尤其是修宪这一环节）存在致命问题。

感谢against的仔细回复，就上面我关于“先设”和“立场”的贴子，我再胡乱说几句，以澄清我不是如ooj所说在拿政治概念偷换学术概念。

不仅仅是在政­-治投票的时候才存在conflict of interests，因此我说的回避制度并不仅仅限于政治，它存在于民主社会公民生活的每个方面，包括学术场合。

让我们来举个具体的例子。在美国，一种药物的研制通常需要三方：投资方（即药厂），医生（包括research docot, practising physician)，还有FDA（食品药品管理局）。药物的上市流程是：医学化学家在实验室找出某种具有治疗特性的新分子，然后进行动物模型试验，然后向FDA申请进行人体临床试验。有了好的试验数据，然后药厂填写新药申请，教给FDA来review。FDA审批通过了，然后允许该药上市销售。在此前后，一些医疗机构还会对药物效果进行跟踪调查，如果不好，还需要撤市。

在这么一个链条中，医生（是知识的拥有者，而不是政治决策者）扮演多个身份。他们不仅给病人看病，而且还在医学中心，受制药厂的委托（其实是聘用，要付薪水的）对新药特性和安全性进行试验，同时他们把自己的研究报告发表在医学杂志上。但是问题是：1）这些医学杂志是依靠药厂（如施贵宝、杜邦、百时美这样的超级制药巨头）的广告费在维持；2）这些作者的文章中不会告诉读者，这些实验是在药厂的资助下进行的，或者更直接的说，他们写文章是要从药厂那里拿到2万到2千美元不等的报酬的。

这是第一处明显的conflict of interests。

在审批阶段，FDA不可能光凭几个联邦雇员就能准确对药物危害做出评估。于是他们会在审批前，邀请顾问委员会来写出鉴定书（但是鉴定结论只是建议权）。这些顾问委员来自美国各个知名的医学院，这些教授为FDA工作的报酬是一个小时一百美元，但是他们同时是各大药厂的兼职，他们的兼职年薪高达3万美元左右，他们甚至直接参加了新药的研发和试验。

这是第二处明显的conflict of interests。

在销售阶段，医生接受销售代表的吃请和礼物，他们在选择药物的时候，会选择礼物送的多的、度假＋研讨会规格高的药厂的药，还是选择稍次的药厂的药？医生天然的立场是do the best for the patient，但实际上有可能他会只选贵的，不选对的。

这是第三处不明显但是却广泛存在的conflict of interests.

在追踪阶段，当药物吃死了人，很多人，专家们坐在一起调查原因。面临两个选择：药物没问题，审批没问题，出问题的是病人本身。当对照组和治疗组的数据差异在概率上接近与警戒线时，这时候的知识判断就尤其艰难。是选择逻辑上的合理推论，承认自己错误，还是否认新药威胁，挽救药厂的经济利益和自己的学术地位？

这是第四处明显的conflict of interests。

这不是政治，这是学术。尽管这里面很多dilemma，有的需要涉及投票，有的不需要。它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或者学者也是生活中世俗世界里的，可以做自由职业者，但是不代表完全的独立），知识的判断／立场的提出很多时候取决于隐而不显的因素。

谁也不能说那些法学权威在给刘–涌写法律意见书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司-法-公正”还是“刘涌家属给的酬劳”。台面下的事情，大家不知道全部，但是已经曝光的是刘-涌家人策划了这个法律意见书，不惜血本集合了这些法律权威到北京开会，并最终影响了省-高-院的改判。关于这其中拿钱的正当性问题，关天有无数的讨论，我就不重复了。我们不是这些专家肚子中的蛔虫，不清楚他们真实的想法，但是一个合乎正义的程序应该是会考虑到回避制度的，这些在刘-涌-金钱催生下的法律意见首先在可信度上是大打折扣的。

同样，我们把“新药”换成“国-企-改-革-之争”，把“高级医学权威”换成“中国经济学家”，把“制药厂”换成“中国的巨富”，就能看到同样的conflict of interests。那些首席经济学家，那些鼓吹“腐-败是改-革的必然成本”，那些高喊“上海房价还有上升空间，并不算高”的人，如果看看他们的社会兼职、手中的股票和关系网，我们就能知道“背景”对于理解他们的“立场”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当我怀疑这些人的时候，我没感觉到-霸-权，我感觉到了正义。

“启蒙是危险的”算不得什么石破天惊的说法，甚至可以算是很老套的观点。对于启蒙运动的反思从法国大革命就开始了。白色恐怖下，一千多名市民被革命者分尸，罗兰夫人的警告 至今仍然振聋发聩，伯克也率先代表英国知识界站出来反对法国大革命，而法国人梅斯特尔 的《法国革命的反思》更是“反启蒙运动”集大成之作。

在我看来，启蒙和反启蒙对峙的焦点不是究竟要不要自由，而是自由是否能够凌驾于秩序之上的问题。启蒙运动是人类走出神学桎梏和君权神授的伟大事件，反启蒙者担心的是启蒙之后带来的流血革命。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我毫不怀疑启蒙的普适性原则。凭什么精英就可以思考，愚民就应该昏睡？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同样担心暴力革命对于文明的摧毁作用，对民主自由法则的践踏（一些启蒙过度的国家走上了共产主义的迷途，苏联、中国、朝鲜和缅甸个个都是血淋淋的例子。）但是如果要用挤破脓疮的阵痛来换取健康的身体，我会毫不犹豫的承受。文明的发展从来就是一个trade-off的过程，有所得就会有所失，启蒙运动也是一样。酝酿一 些东西，也会摧毁一些东西。对于统治阶级，启蒙毫无例外的都会是一场灾难，但是对于老 百姓来说，利弊孰大却是一个需要具体语境具体分析的问题。如果对于心灵的唤醒能 overweigh社会秩序的暂时混乱，那么就应该把梦游的躯干吼醒。

而且历史也告诉我们，启蒙带来的不总是混乱和倒退、流血冲突、种族大屠杀、啤酒馆政变这样的情形。当分权已经成功的沉淀为联邦制度的主要信念，当制约与均衡已经深入到民主国家老百姓政治生活的血液里，当独立检察官可以调查尼克松、可以传唤克林顿，当布什对美国人民说“我是站在笼子里和你说话”时，我认为几百年的启蒙是成功的。

说到这里，我要指出welfare的偏颇之处。他的文章严格意义上说不是学术性的讨论，而是用书本套社会现象。可是，启蒙并不是要去教会老百姓该不该仇日抗美，该不该信息对称（信息永远不可能对陈），启蒙的任务并不是教会老百姓what is true，而是how to believe and how to think。当丘吉尔带领英国打败法西斯后，选民的代表立刻用手中的权力剥夺了他首相的职务；当美国作家写书揭露FDA黑幕时，他可以理直气壮的对FDA局长说：根据国会的《信息自由法》，我作为美国公民有权看到你们审批药物时全部的会议记录和电话备忘录；香港电视剧中，被抓的黑社会老大可以傲慢的对警察说，“一切等我的律师来，我现在什么也不说”。这种对于权力和政府的本能怀疑，这种对于领袖人物的反崇拜，这种对于公民权力的坦然和底气，是当下的中国所缺少的，是当下的启蒙运动所要去唤起和塑造的。

启蒙运动对于西方来说已经是一个历史名词，就像现代主义一样。所以西方人可以去搞关于启蒙的反思，可以去研究后现代主义。而在中国的语境中，启蒙只是一个先天不良，后天夭折的畸形胎儿，随着共产主义的兴起启蒙早就已经被拦腰截断。现在的政府奉行的是反智主义，所以互联网在中国的趋势是不互联，所以中国愤青只会用裤裆思考。对于一个从未经历过彻底启蒙，却饱受暴力革命蹂躏的民族来说，反思启蒙是一个笑话。

爱国兴奋剂可以暂时缓解我们春天造反的饥渴。海龙的学生可以继续用佳能和索尼拍下自己爱国的高大激愤。但是我们实在没有资格来担心启蒙的危险。面对执政党的“因势利导”， 面对互联网的整顿封锁，大学生应该坚决的竖起中指，说一声“干”。让自己醒着，这恐怕是对于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启蒙的最大贡献。

聂辉华的这篇的贴子竟然还被冠以“年度推荐”，笑煞我也。作者不懂体育，其次作者也不懂李约瑟之谜。牵强附会，满口胡言乱语。
　　
　　首先，刘翔面试读博士我觉得不是权力的错位，是一种补偿性的特权。为什么叫补偿性的呢？因为刘翔作为职业运动员，牺牲了很多的学习时间，他为国家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国家当然有义务在他体育职业生涯结束后，为他提供将来谋生所必须的知识训练。并不是刘翔是这样，中国的很多著名运动员（包括刘义夫，邓亚萍等）都享受面试进入大学读研的待遇。华东师大只是为了保住这个明星，提前给与直接读博的许诺，因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刘翔就会被清华北大抢走。高考体育特长生享受加分，世界冠军能保研，这没有什么不妥。扯到李约瑟之谜更是荒诞。美国该发达吧？NBA的那么多球星哪个是靠学习成绩上的大学？都是在高中联赛中被大学校队教练相中，然后给与奖学金吸入帐下的。他们在大学的主要生活也不是学习，而是比赛和训练。奥尼尔、乔丹无不如此。科比布莱恩特是因为太出色了所以从高中直接进入NBA。反过来说，如果你让那些运动明星和应届大学生一样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那才是不公平。
　　
　　第二，刘翔获得免试推博的机会不代表这个博士学位本身就标准下降了。我就知道很多大学一年级就获得直攻博机会的学生最后因为博士论文走入死胡同，而草草的拿一个本科毕业证走人的。刘翔一样需要答辩，需要做论文，如果这里面的标准降低了，你聂华辉再把那些耶稣凯撒搬出来说不迟。而且，刘翔就一定不够格读这个博士吗？很多人对于体育明星的智力有着一种先天的偏见，我觉得邓亚萍就是最好的例子。她从世界冠军退下来后进入清华大学外语系（肯定不是靠高考考上的），成绩合格后读了剑桥的硕士，现在在英国攻读PH.D，前段时间CCTV9的刘瑞在DIALOGUE节目中采访她，我以一个英语专业硕士的名义保证：她的英语是一级棒的。聂华辉一口咬定刘翔免试读博士就是浪费宝贵的博士教育资源显然是武断的。而且，这个和西方授予名誉博士根本是两回事，如果聂华辉知道什么叫名誉博士的话。（另外，西方大学授予名誉博士成风，马丁路德金短短十几年拿到了20个名誉博士头衔。）
　　
　　第三，李约瑟对于中国文化在近代落后的追问其实无论如何也扯不到体育明星保送研究生那里去。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应该是非常严格的，有些在考试中涉嫌舞弊的官员甚至会招到斩头操家的厄运，鲁迅的祖父好像就是这样的吧。那时候不存在纨绔子弟可以保送举人或者状元一说，考试公平原则在封建社会被推向极端，可是又怎么样呢？那种八股的考试制度最后毒害了多少知识分子？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那种近似死板的考试制度摧毁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然科学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