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市不算太大，其内的布鲁姆斯伯里区则更小，而该区的戈登广场更只是巴掌大的地方。而就是在这个狄更斯和叶芝住过的地方，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一群剑桥毕业生和他们的妻子、姐妹相约比邻而居在这里，立志要像剑桥使徒社（Cambridge Apostles）时一样过“有德性的生活”。想象吧，一个华灯初上的伦敦黄昏，戈登广场37号的寓所，瓦奈萨从阁楼的画室下来，优雅地坐在客厅沙发上，和丈夫克莱夫一起，等待妹妹弗吉尼亚•伍尔夫一家、利顿•斯特雷奇一家（还有漂亮的表弟邓肯•格兰特）和刚结完婚搬到附近的凯恩斯夫妇一起吃晚饭。一会，也许还有刚办完“后印象派”画展的罗杰•弗莱会过来坐坐，并继续神侃印度艺术或塞尚，或者还能凑巧碰见刚从意大利旅行回来的福斯特，惴惴不安地把未完成的《带风景的房间》读给朋友听，而旁边心不在焉的凯恩斯满脑子装的则是“就业”、“利息”与“货币”……

这就是让人眩目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因为历史上从没有过如此多的天才挤在如此狭窄的时空里；任何熟稔于西方艺术、经济学或文学的读者都能在这里找到几个让他们心跳加速的名字。

而罗森鲍姆的《岁月与海浪》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个传奇般的“相互仰慕社团”的成员群像。该书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回忆录或者传记文学，而像是一副拼贴画－—日记、书信、回忆录、悼文、传记等各种短章，组成相互映射的记忆矩阵。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叙述者（narrator）和传主（subject）的分野，群像的主人公们相互刻画和讲述着彼此。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里把福斯特的敏感比喻为“蓝蝴蝶”，而福斯特则用“女祭司”来形容伍尔夫的严肃和傲慢。和那些皓首穷经地在图书馆里做着编撰和考证的传记作者不同，这里的讲述都是亲切而私人的，甚至毫不避讳主观偏见。书中人物在提到对方轶闻趣事时，都是第一人称的在场观感，而无需像圈外的后世传记作家那样，一边摆出超然的裁断姿态，一边又只得靠残存的历史碎片，在写作中加入自己文学化的想象。

我们很难说哪一种身份（局内人？还是局外人？）更适合传记的写作，或者更接近传主历史意义上的真实。维多利亚时代的传记文学和现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前者更多的是整理记录外在事实，如同个人的编年史，而后者则受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更习惯于走向传主的内心世界，试图用情感的隐秘来解释传主的生平。现代传记作家如同喜食腐肉的鬣狗，津津乐道于笔下主人公早已湮没于历史云烟中的性事、爱欲和童年，以为那就是弗雷泽书中的“金枝”（Golden Bough），凭借它就能到达“本我”寄居的地下王国。拜厄特的《占有》（Possession）对此不仅做了绝佳的反讽，更提出了另一个发人深省的命题：传记中所谓的“真实”也许根本无法实现。当传记作家通过记忆和史料，仿佛“占有”（to possess）了传主的人生，并进行着所谓的“重现”，作者自己也正不由自主地沉迷（be possessed）于传主的作品和思想，成了受人摆布的寄生者。于是，就像新历史主义史观言说的那样，所谓的“历史”就被消解为“叙事”，其客观性早就成为付之阙如的玩意。

这种占有的悖论尤其适用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因为这些成员关系之错综复杂几乎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几乎圈子里面的所有人都有两个以上的圈内性伴侣，而且完全不受婚姻、道德、血缘和性别的束缚。比如凯恩斯和伍尔夫都是双性恋，邓肯和福斯特则是同性恋。瓦奈萨和情人生下女儿，然后由她丈夫克莱夫•贝尔视如己出地养育成人，一战爆发后贝尔夫妇和各自的情人搬到查尔顿庄园共同生活，而他们的情人又同时和其他同性或异性保持着肉体关系。在礼崩乐坏的后维多利亚时代，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已经成为了践行“爱情自由”的乌托邦。所以很难想象克莱夫会用如此亲近的笔调来回忆自己妻子的情人之一罗杰•弗莱，也惊讶于伍尔夫为弗莱写传记时要从姐姐瓦奈萨那里承受的尴尬。

罗森鲍姆这本书聪明的地方在于，通过让布鲁姆斯伯里圈内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自然而然地隐去了那些悖德的糜烂八卦，让天生具有窥私癖的现代读者更加注重于这些天才们在艺术上的高贵品格和真挚友谊。而正是这些，才让布鲁姆斯伯里成为了文化史上一个奇迹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