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在那篇著名的《我为何写作》（“Why I Write”, 1947）中，为作家总结了四条写作的动机，分别是满足自我、追求审美、还原历史和政治鼓噪。前两个原因是私人化的，或为了私利和虚荣的膨胀，或为了声音与词语的搭配；后两个原因则是关于他者的，借写作来还原历史之真相，用笔尖来刺穿政治之虚妄。倘若缺了这四样，那严肃的写作将不再可能。因为究其根本，作家乃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行当，奥威尔甚至将之比喻为罹患陈疴恶疾，需要殚精竭虑、耗尽血气地与文字搏斗；若非受到恶魔之驱使，常人是断然不会为之的。弗洛伊德的观点与之相似，只不过将这个“恶魔”替换成了无往不胜的“力比多”，于是写作就是为了避免发疯的一种自救。尼采更是将作家的书写比喻为母鸡下蛋的打鸣，因为两者 “都乃痛苦使然”。所以，并不是“作家能够写作”（can），而是“作家不得不写作”(have to)。
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黄子平教授的新著《害怕写作》并非是用标题来哗众取宠了。从正面来解读，黄子平对写作的这种敬畏，就如同弥尔顿在《失乐园》开篇向神的祈求一样，是臣服于语言的神性和权力，体现了一个真正以文字为业的人必备的审慎和谦卑。要知道，每一段文字和每一种思想，都不可能从虚无中孳生，它们只能是关于他者（如前辈作家）的答语。这种无所不在的互文性让后代作家不得不唯唯诺诺地走进供奉荷马莎翁的万神殿，深陷在巴赫金式的宏大对话中无法自拔。于是，面对图书馆中那些浩瀚的经典，当初那些著书立说的宏图大志只能在阅读后被打击成哈罗德·布鲁姆所云的“影响的焦虑”，严重者甚至会得失语症。
从反面来解读，黄子平的惧怕，更是对这个时代敬畏感缺失的无奈。随着大众教育和媒体传播的日益普及，写作已经堕落成世俗化和群氓化的反精英行为。一边是北大中文系出身的黄子平嗟叹自己愈发写不出东西来，一边则是越来越多文法不通的“写手”可以轻而易举的著作等身，仿佛写作已经脱离心智，成为了机械的手腕运动。如果网络上的这场写作狂欢尚可以归结于“无知者无畏”，那么学院之内论文写作的狂飙突进则体现了体制的“恶”。内地高校师法西夷，祭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大旗。只是可惜，我们没学到人家高等学府魂之所倚的“学术自由”，反倒是把“不出版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的丛林法则发扬光大。在这个和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中国高校的人文学科受害最大，因为一旦用科研和工程的方法来量化文科的质量和回报，大学教师就不得不走上急功近利的学术写作道路。为了教职而规划和量产出的论文或专著，究竟是代表着学术的繁荣，还是废品的泛滥？轰动一时的北大教改（被戏称为“癸末变法”）就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决策者们在全球化洪流下的古怪思路。就此，黄子平有感而发，在开篇《从北大到McBeida》，借香港诸高校针砭母校，快意恩仇，字字见血，把国人的盲目和奴性批判得淋漓尽致。
正反之外，权力与写作的纠葛构成了黄子平害怕写作的第三个维度。黄子平任教于香港，研究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种身份决定了他不是自由创作的作家，而是掌握评论话语权的文学批评家。这些批评家的写作可以颠覆或者垄断我们对作家作品的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生杀予夺的权力。黄子平曾经和陈平原、钱理群一起发表了《论“20世纪中国文学”》，试图打破官方话语，重组中国现当代文学图谱。时至今日，功成名就的他又经常成为香港和内地各种文学奖项或选集的评审裁判。究竟是什么赋予了他这种批评的特权？“仅仅是几张体制认可的学位证书么――我感到害怕。”这种谦卑的内省使得黄子平更加意识到写作的“软弱与坚强，孤独与武断”，于是他更加希望能在合适的位置使用合适的方法从事批评写作。通过对赛义德和鲁迅的比较研究，黄子平获得了结论，那就是在“彷徨于无地”的位置展开“对位”或“推背图式”阅读，在边缘和反面求得真相。命运的机缘巧合让黄子平从北京求学转到香港任教，香港暧昧的地理和历史让他获得了审视大陆文学史的适当距离，而身为大陆人的他在考察香港文学的兴衰际遇时，又成为了这块前殖民地上超然的“他者”。
《害怕写作》是黄子平在惶惶中写出的文字，因此也少了很多学院派批评家多见的大词和匠气，甚至连民俗化的衣食也堂而皇之成为了研究的对象。他执意用生活的语言和绝不媚俗的姿态来进行批评和写作，所以这本亦庄亦谐的文集读来如品香茗，每一页都散发着作者克服恐惧后的淡定和谦逊，散发着真正的写作者那特有的知识光芒。
书 名：害怕写作 著 者：黄子平 出版社：2006-6 江苏教育出版社 定 价：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