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那部七百多页的百科全书式的《万有引力之虹》,《拍卖第四十九批》实在是薄得可怜。而且,该书不仅篇幅很短,可读性上也是最强的;一般读者正是通过这部作品才了解到品钦那独特的文学手法和幽默风格。虽然这部小说不是什么鸿篇巨制,但是它也从各个层面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各种特征,是战后美国文学的典范之作。
《拍卖第四十九批》从结构上看只是简单的线性时间,但是却有多个隐含的子情节穿插其中,小说的层次感从而大为加强。故事的主线是奥帕蒂执行遗嘱的经过,次线则是地下邮政帝国特里斯泰罗的神秘网络。仅以前两章为例,读者能够在显性的故事之外读出她和皮尔斯生前的短暂交往,以及她和马乔并不幸福的婚姻生活。不完全叙事是品钦最擅长的手法,他总是在故事迷宫建成以后就置身度外,把探索发现的乐趣完全交给读者。
故事的嵌套或剧中剧(play in a play)是小说的另一大特色。比如第二章,当梅兹格和奥帕蒂在汽车旅店里调情的时候,电视里却放着梅兹格小时候主演的一部浪漫战争片。他们一边看着电视节目,一边又以“读者-作者”的关系就故事的发展和结局进行着分析和猜测。这种嵌套手法让虚构的过程外露化,是后现代小说的常用技巧。值得注意的是,那个电视剧反映的故事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战役“加利波利登陆战”。用宏大的历史事件作为小说隐含背景,是品钦非常擅长的。
品钦的知识体系非常渊博,所以喜欢像乔伊斯那样,从事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创作,仅仅在选文中各种典故比比皆是,而且往往暗藏玄机,比如格林童话中的长发姑娘,比如披头士乐队和美国六十年代的嬉皮文化,比如奥新兵团的“光荣失败”等。读者如果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是很难深入理解品钦的嘻笑怒骂的。
戏仿(Parody)是《拍卖第四十九批》另一个典型的后现代标签。首先,品钦非常善于模仿各个社会阶层的口语特色:西装革履的律师、穿着工厂制服的工人或拿着电吉他的嬉皮少年说出来的语言就非常不一样。这是最表层、最浅显的戏仿。第二,品钦常常模仿不同的写作风格,比如那个极其繁琐的开头似乎就是刻意在营造一种维多利亚式现实主义的风格;到了奥帕蒂面对城市经历“宗教时刻”的时候,品钦的语言又变成了那种精致的亨利·詹姆斯式;等到了迈尔斯出场的时候,语言立刻变得简炼、跳跃、粗俗,充满了时代气息;而在品钦叙述一个关于复仇的剧中剧时,他又巧妙的过渡为一种古典文学中才能看到的诗性或戏剧语言。当然,最让人叫绝的还算品钦戏仿的当时流行乐队的歌词,这个大概和作者本人迷恋流行音乐也有关系。第三,品钦甚至还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进行了微妙戏仿,比如女主人公名叫奥帕蒂,明显是在暗指俄狄浦斯。这种将古典神话作为小说的深层结构,将神话人名作为双关语来命名小说主人公,从而取得历史性的形式统一,这种做法是乔伊斯、福克纳那儿的家常便饭。奥帕蒂和俄狄浦斯相似的是,两者都是在寻找发现某个真相,但最后却发现自己身陷其中;然而不同的是,奥帕蒂是女人,也并没有什么心理学情结在里面,最终也没有找到什么确切的真相。这无疑是对形式主义或神话原型的解读方法以反讽,因为品钦笔下的这些双关语都是游离在“意义”和“无意义”之间的。
拼贴和戏仿这些手段在后现代作家那里一般是为了解构宏大叙事,但品钦对于拼贴的各种文学风格或各种流行文化,对于戏仿的各种人物、事件、体裁,他并不是抱着一种轻视否定的态度。一位批评家将品钦的小说比喻为一种各种写作技术和文化背景的自助餐(Buffet),读者可以自由的欣赏玩味,各取所需。
《拍卖第四十九批》的主题并不确定,唯一确定的恐怕就是其“不确定性”(uncertainty)。品钦对于量子物理中的“测不准原理”非常感兴趣,喜欢用某个科学原理作为小说的主题。因此,奥帕蒂作为故事的视角,她是作为不可靠的叙事者存在的,因为品钦暗示其人有心理偏执和幻觉。那么传说中的地下邮政帝国特里斯泰罗可能真有其事,也有可能是只是女主人自我心理暗示的结果。而皮尔斯选择奥帕蒂作为遗嘱执行人,其动机也非常可疑,他可能是希望能让奥帕蒂更加了解的自己的过去,也有可能是故意布下一个个局(包括那个地下邮政体系)来让奥帕蒂身陷其中,让他在死后依然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戏弄或迷惑奥帕蒂,让她永远逃不出那个施了魔法的塔楼。所以品钦让故事在最后拍卖的时刻戛然而止,因为竞拍的结果可能立刻就让真相浮出水面,而这是品钦所刻意回避的。品钦对不确定性的追求,也体现在小说主要人物的名字,因为无论是Oedipa还是Metzger,无论是Yoyodyne还是San Narciso,都是不可能在真实的英语国家存在的。
已故的林疑今先生是林语堂的侄子,译坛大家。经他手中译出的品钦名作《拍卖第四十九批》(1982年版)果然是文笔了得,字润珠圆,对原作者诘屈聱牙的文风驾驭得炉火纯青,令后人高山仰止。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文小说的发展开始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高尔斯华馁与劳伦斯虽同处于这个变革的文学时代,但《福尔塞世家》和《彩虹》却很不相同。前者依然很好的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同时期出版的《彩虹》尽管也根植于现实主义,但却被称誉为第一本“新小说”。
虽然早在荷马和维尔吉尔的时代我们就已经有了讲故事的高手,虽然后来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和法国的罗曼史(Romance)都颇具小说之雏型,但我们公认的第一本西方小说却是理查德森在1741年出版的《帕梅拉》(Pamela)。自十八世纪中叶到现在,小说从当时流行的书信体到现在的后现代元小说,其变化之巨不啻于毛猴子变雅皮士,其流变演化可谓是繁乱错杂,绝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明白。文学研究者哪怕是从事断代或者国别文学史的探究都会写出卷帙浩繁的长度,而郑树森先生却仅用一百页的篇幅,就给小说的发展勾勒了一张清晰的地图,这实在让人佩服他化繁为简、去芜存真的功力。而且,这本导读式的小册子夹叙夹议,图文并茂,读来丝毫不觉得枯燥。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凭借他比较文学的渊博学识,并不仅仅绘制欧洲小说的地图,更把南美和亚洲的文学发展收入囊中,让读者们颇有高屋建瓴的快慰。
这个夏天,上海东方卫视制作的“莱卡加油好男儿”的火爆场面似乎证明一个道理:原来奇迹也是可以改编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