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一片 写于2002年06月13日

当阿根廷在日韩世界杯上黯然出局的那个刹那，潘帕斯雄鹰重重的跌落。巴蒂斯图塔留下了伤心的热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白发老人在黎明的街上呼喊：“凭什么让我们这样受苦受难！”全世界那些钟爱攻势足球钟爱阿根廷的人们，包括那些痛并快乐着的白岩松和据说并不懂足球的沈冰都陷入了哲学意义上的 “如丧考妣”中。在一个信仰沦丧的二十一世纪，究竟是什么让那么多的人给自己贴上球迷的标签然后加入到疯狂观注世界杯的行列中去？

除了美国还在傲慢的关注自己的NBA总决赛和武兹差劲的推杆，几乎全世界的眼球都在关注着日本和韩国的绿茵场上那个滚动的皮球。《南方周末》的编辑们甚至还煞有介事的把中国对土耳其的比赛描述成古老的大唐后代和同样没落的突厥子孙们的一次历史性对话，而媒介正是几千年前风靡长安城的鞠捄。这样一个火热的六月，足球俨然成为了地球上最大的宗教，任何胆敢宣称自己不喜欢足球的言论都成了反文化的亵渎。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狂热？难道仅仅是因为贪恋贝克汉姆精准的任意球和罗纳尔多洁白的暴牙？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不对。对于绝大多数球迷来说，足球满足的不是国家荣誉或者体育意义上的竞技表演，足球真正满足的是那种人类自古以来就需要的一种狂欢化发泄。而这种狂欢化正是维系社会稳定，尤其是集权国家社会稳定的必不可少的途径。

说到这里，让我们先来思考为什么我们大满贯的乒乓球金牌抵不过国足在金州一次拙劣的表演来得诱人？因为足球运动的观众席可以容纳一个北欧小城市的所有居民，平壤的一个体育场据说可以容纳七八万人。这么多人集合在一起，穿着各种奇装异服，带着喇叭和唢呐，带着大鼓和烟花，挥舞着国旗，有的人还把自己的脸上涂抹的像京剧脸谱，某个瑞典球迷甚至还光着上身在肚皮上写“法国队，再见了”。大家可以以足球的名义酗酒，叫骂，斗殴，甚至裸奔。那些没有机会去现场看球的人们则聚集在市中心的电视大屏幕下，聚集在酒吧里，聚集在大学食堂或者宿舍的电视厅，他们为每一次成功的盘带而叫喊，为每一次偏离横梁的射门而叹息，脏话的使用率变得空前之高。所有这些，在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的平常时候都会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你见过某个妙龄少女穿着三点式裹着国旗脸蛋上画着标语去上班吗？你看过某个男士在公交车上赤裸着上身，拿着二锅头，高喊“中国队，牛逼～”吗？），但是在重大足球比赛这样的特定节日，他们的离经叛道和情感宣泄得到了默许，并在集体的共鸣中找到了共振的快感。欲望尤其亢奋的最后发展成了足球流氓，并在高压水龙头面前达到了高潮；欲望正常的也在集体场所看球时成功的满足了平时被压抑的“操你妈”的冲动。对比一下，乒乓球，篮球，羽毛球的场馆就小得多，观众们的行为也收敛得多，以至于需要雇用职业啦啦队和跳热舞的小妹妹们才能完成气氛的烘托工作。另外，足球的活动场地是草地，这种发生在自然背景下的野性奔袭和碰撞更加容易激发人们潜意识中某些东西，而这些，恰恰又是那些人工塑胶跑道的田径比赛和人工地板场地的篮球等不能比拟的。

所以，只有足球，而不是别的什么运动，能够实现全民的狂欢化。那么，狂欢化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呢？狂欢化（carnival)这个概念是俄国学者巴赫金曾在上个世纪提出来的。这个词不仅仅被广泛的应用在文学批评领域，文化研究领域，甚至已经深入到社会学，人类学的各种著作中。巴赫金是在深入研究欧洲中世纪的文化风俗和拉伯雷的《巨人传》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个词。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教会控制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人们绘画雕塑的题材只能是宗教人物和典故，禁止亵渎上帝，任何异教徒都有可能被捆到柱子上公开烧死，最轻也是刺穿舌头。人们被禁止娱乐，世俗的歌曲和戏剧演出被取缔，古希腊的人文传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禁忌，宗教的道德和法律束缚着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但是在这个时候，封建统治者会定期的举办各种篝火仪式，那一天人们可以不分贫贱，老幼，和男女，大家可以戴上面具在公众场合唱歌跳舞，制造各种喧闹，甚至性交。

在巴赫金看来，生活在集权和思想压迫的社会的人们会在平时的生活中积累大量的无意识愤怒，从原始社会延絙下来的狂欢化节日可以有效地发泄人们心中郁积的力量，从而消弭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达到社会的稳定。不能有效引导人们狂欢化的社会就容易失控，爆发革命和集体骚乱（譬如印度尼西亚的排华骚乱让那些平日温文尔雅的邻居刹那间便成了强盗和魔鬼）。在现代化的语境下，狂欢化的诉求则更多的表现在了讽刺性的文学作品，电影（譬如在民间流行的《大史记》就用夸张讽刺的剪辑配音来表达了很多大众心中的想法）等文艺题材上，当然，还有我今天提到的足球等体育运动。

正如王怡所暗示的那样，足球的游戏规则建构了一个貌似平等的乌托邦，弱小贫穷的民族（如经受经济危机折磨的阿根廷人）更多的把自己的足球队看成了强大的罗马，把巴蒂斯图塔看成了凯撒大帝。世界杯是这个乌托邦的信仰者们的圣飨，从后殖民地的塞内加尔击败宗祖国开始，足球就赋予了这个乌托邦里的人们想象的最大可能。黑非洲那些吃不饱饭的第三世界兄弟们和围着头巾的阿拉伯穆斯林开始平等的和欧洲豪门平等的对话，而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国家足球队则不得不在这个世界杯俱乐部里成了唯唯诺诺的平庸者，那些曾经渴望用石块围攻美国大使馆的民族主义青年也在中国队幻想击败巴西甚至进入十六强的过程中食用了可口的精神大麻。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满足着我们渴望平等对话的集体无意识，这种足球乌托邦的政治秩序和公共规则让我们暂时忘却了现实社会的各种压迫和不公，从而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狂欢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