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学生从北京回来，出乎意料地给我捎回来一本英文原版的《等待》(Waiting)作为礼物，着实让我喜出望外。

对哈金的这本书，我曾有着近乎狂热的期待，大概心中早已将他看成了中国的“纳博科夫”或是“康拉德”吧。因为英语文学中，只有这两个非英语母语的作家，能够将英语使用到登峰造极之化境。

和汤婷婷或李立杨这样的第二代华裔美国人不同，哈金的英语学习环境非常普通。文革开始后不久，哈金走了部队子弟的后门，十四岁就参军。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北京大学英文系不中，落到第五志愿的黑龙江大学。后在山东大学取得英美文学硕士，接着85年获得奖学金赴美留学，在Brandeis Un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现代主义诗人奥登、艾略特、庞德和叶芝”。

坦白说，和众多在美留学生比起来，这不是一份特别值得吹嘘的履历；国内外哈金都没有名校背景，也许回国才能勉强获得一份不错的教职。所以起初从博士论文的选题上，哈金就是作好回国打算的。但八十年代末的那次事件让他和妻子决定留在美国。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因为那里并没有什么高薪和洋房等着他，他这样的普通文科博士根本找不到任何工作，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干过更夫和汽车售票员。生活的压力逼迫他开始写作，使用第二语言：英语。

让很多华裔作家甚至本土作家嫉妒的是，在三十五岁以后才靠英语写作来安身立命的哈金竟然写的每一本书和诗集都获得出版，而且绝大多数都获得了至少一项文学奖项。现在的哈金是唯一一个两次获得“国际笔会－福克纳”文学奖的华人，也是“美国国家图书奖”历史上唯一一个华裔获奖者，2004年出版的《战争垃圾》 (War Trash) 不仅是畅销书，也入围了“普利策文学奖”的最后名单。

2．

哈金为什么会成功？这是当我对他的崇拜渐渐降温后，不断问自己的问题。

坦率的讲，哈金的英文和纳博科夫相差很远很远，后者出生于俄国旧贵族，从小就有英文教师耳濡目染。哈金虽有研究英美诗歌的专业背景，将《普宁》视为知识分子移民文学的典范，但纳博科夫令人瞠目结舌的语言游戏哈金写不出来。

几乎所有的评论家即使在赞扬《等待》的时候，都会用到“simple”这样的字眼。我读英文原版的《等待》觉得过分的轻松，让我稍稍有些失落之感。哈金当然有绝佳的语言感觉，行文流畅，绝无脱泥带水之嫌，但其简单的措词和句式恐怕还不仅仅是deceptively simple，而是自身能力之缺陷使然。在《等待》中，大量重复的句式是“主句＋非限定性定语从句”或“分限定动词分句＋主句”，尤其是在动作描写中，后者的使用频率几乎到了令人厌烦的程度。这种四平八稳、安全妥当的句式常为ESL学习者所喜，因为它们符合汉语的句式逻辑。可以说，哈金的英语依然带着厚重的“中式英语” (Chinglish)的痕迹，尽管它属于当中的极品。

据参加过他读书会的人说，哈金的英语口语远不如笔头。而即使是书面英语，哈金并不是非常自信。一个中国海外留学生曾当面问哈金，如何像他一样用非母语从事文学创作。哈金思索片刻，回答则是：不建议你走这条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哈金也坦承，自己并没有摆脱刚开始用英语写作时那种忐忑不安，充其量只是不确定感比以前改善了些。

所有这些，似乎都在说明，哈金并不是因为其英文的精湛而获得西方读者青睐和推崇的。

《等待》的简单不仅体现在文字层面，其结构也是在简单维度上展开。虽然偶尔也有插叙和倒叙，但整体还是线性时间和常规空间。人物关系也异常简单明了，包括主人公Mana都没有背景交代。在深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熏陶的西方文坛，在已经习惯了猜神话原型和碎片化叙事的西方读者中，这样的创作手法实属异数。难怪国际笔会(PEN)在授予他福克纳奖的时候，夸奖了哈金在当下重归现实主义的勇气，也难怪《洛杉矶时报》的书评把他与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相提并论。

3．

那么，如果不是语言和技巧，哈金又因为什么而成功？

Dan Schneid在一篇书评中尖刻地说，是所谓的PC（Political Correctness，即政治正确）导致了哈金这样的Hack Writer得宠，“美国国家图书奖”是为了照顾少数族裔才颁奖给他。我部分地赞同Schneid的观点，因为哈金的中国身份，《等待》、《战争垃圾》等的确满足了广大美国读者的一种异邦想象。

兰登书屋的封皮设计颇能说明问题：红色做底，暗示了Communism和朱红宫阙，垂下的大辫子让人无端地想起中国妇女的贤良淑德。文革、毛主义、封建婚姻等这样的题材通常颇能激起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而和那些译介过来的大陆小说不同，《等待》是来自在美华人教授的第一手作品，是专业作者用流畅的英文记录的几乎不食西方烟火的文革封闭生活。这种Exoticism是全书的最大卖点（至少对于一般读者）。Schneid讽刺说，如果该书的背景置换到芝加哥，这个故事就会毫无看头。当然，这种假设不成立，因为locale本身决定了故事的内核；但试想，假如这本书翻译成中文，那效果又会如何呢？我猜，也许只会是文革“伤痕文学”中的泛泛之作。

不过，即使用PC来解释哈金作品在美国的接受勉强还行得通，那么它却无法解释作家的创作动机。令人惊奇的是，素来对政治极为淡漠的哈金，读书时甚至对“学自联”这样的海外留学生团体都敬而远之。哈金自己在访谈中说，政治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语境（context），是暂时的，不能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

所以，也许会让西方读者失望的是，《等待》并没有什么文革秘闻来满足他们的猎奇癖，没有起码的武斗造反场面，没有《一九八四》那样对政治制度的冷嘲热讽，甚至主人公们连置身于六七十年代的精神苦闷都没有。书中人物无论是生活在文革还是八十年代初，都围绕着部队医院过着简单封闭，但却稳定安逸的生活。即使归根结底反映的是悲剧，那些不幸也是基于人性的，也是超越政治、地域和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