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之秋◇虫子的冬天◆

我一直不愿意介入到这件事情的评论中，因为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件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私人的事情，局外人的立场和批评的尺度实在是很容易剑走偏锋。

生活从来就不是单纯由思想来组成的，我们对郭的了解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外电报道的基础上，他的公开信显然诉诸pathos更加多一些。这很奏效，几乎引起了全体互联网的公愤。他那让人挥之不去的受害者形象立刻让我们闪电般想起了“叛徒”：是啊，余和王背叛了一项伟大的事业（用原话来说，是从背后狠狠的插了好几刀）。

但是问题在于，王余和朱对现有体制的共同对抗和批评并不意味着他们需要时刻被捆绑在一起。用团结来掩盖彼此的根本分歧，这并不是好办法。宪章运动中不也分化为moral force和physical force嘛，王坦承自己对郭思想的不认同这其实正好凸现了不同政见者本身也可以相互政见不同。这不是什么道德或者道义的问题。仔细观察一下近两年的维权就能知道这种道路的差异。郭高等人几乎活跃在所有能火山爆发的场合，他们是进攻性的，而王余除了偶尔有口头的声援，并没有过多的参与维权。这种分歧早就出现，只是通过布什接见才公开激化。这种分裂是在所难免的，因为这种基于共同敌人的同盟基础实在是很脆弱。道不同不相为谋，非常正常，尤其是当维权越来越和民运界限模糊的时候。

王余失分的其实并不在道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修辞学中要想说服别人，可以诉诸于:logos, ethos, pathos。王余最大的失策其实反而是ethos(ethics)。

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从王余各自的公开信（尤其是王）可以看到，他们的修辞从logos上讲雄辩依旧，绝非郭高可比，但他们却忽视了和读者建立一种值得信赖的关系，而读者-作者关系正是ethos强调的。普通中国读者从王的公开信中几乎可以立刻的感觉到一种疏离感，因为作者默认的读者是和他们有共同教徒身份或对基督教有属灵的人群，而这些在我们身边其实绝对属于少数。从反复使用“主内弟兄”等中文基督教界的术语开始，他们就把自己筑进了一堵墙里，而让读者很难代入到他们的说理当中。这种语言措辞的进路并不能让他们变得更加“基督徒”，反而让读者平白无故的对作者居高临下的圣徒姿态平生厌恶。他们的reasoning反而变得次要了，人们似乎闭上眼睛就能想象他们抱团祈祷，驱除异己的党同伐异之态。

而真正的基督徒是内心的基督徒，并非语言的基督徒。基督徒自然有自己的terminology，但绝对应该区分场合，不能不分读者和时间就使用布道的语言。神学博士马丁路德金只是用最朴实的非宗教语言就唤起了美国民众。无法想象他用布道词来做“我有一个梦”这样的演说。同样，布什的讲话也许会在结尾提起上帝，但他一定会意识到非基督徒的感受。余和布的访谈文字记录让我有一种感受：那就是新教徒迫不及待的提到神迹、祷告、属灵等字眼，掩盖自己对真正基督教精神理解肤浅的焦虑。我接触的那些家庭教会的成员都不会用余和王的口吻说话的，内心的平静是圣灵在作用的表现。

当然，我不奢望一个刚刚入会几年的新教徒能够有脱胎换骨的变化，但如我所说，他们需要改变的还很多。为上帝服务和为民众维权，并没有太矛盾的地方。

1.

学生从北京回来，出乎意料地给我捎回来一本英文原版的《等待》(Waiting)作为礼物，着实让我喜出望外。

对哈金的这本书，我曾有着近乎狂热的期待，大概心中早已将他看成了中国的“纳博科夫”或是“康拉德”吧。因为英语文学中，只有这两个非英语母语的作家，能够将英语使用到登峰造极之化境。

和汤婷婷或李立杨这样的第二代华裔美国人不同，哈金的英语学习环境非常普通。文革开始后不久，哈金走了部队子弟的后门，十四岁就参军。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北京大学英文系不中，落到第五志愿的黑龙江大学。后在山东大学取得英美文学硕士，接着85年获得奖学金赴美留学，在Brandeis Un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现代主义诗人奥登、艾略特、庞德和叶芝”。

坦白说，和众多在美留学生比起来，这不是一份特别值得吹嘘的履历；国内外哈金都没有名校背景，也许回国才能勉强获得一份不错的教职。所以起初从博士论文的选题上，哈金就是作好回国打算的。但八十年代末的那次事件让他和妻子决定留在美国。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因为那里并没有什么高薪和洋房等着他，他这样的普通文科博士根本找不到任何工作，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干过更夫和汽车售票员。生活的压力逼迫他开始写作，使用第二语言：英语。

让很多华裔作家甚至本土作家嫉妒的是，在三十五岁以后才靠英语写作来安身立命的哈金竟然写的每一本书和诗集都获得出版，而且绝大多数都获得了至少一项文学奖项。现在的哈金是唯一一个两次获得“国际笔会－福克纳”文学奖的华人，也是“美国国家图书奖”历史上唯一一个华裔获奖者，2004年出版的《战争垃圾》 (War Trash) 不仅是畅销书，也入围了“普利策文学奖”的最后名单。

2．

哈金为什么会成功？这是当我对他的崇拜渐渐降温后，不断问自己的问题。

坦率的讲，哈金的英文和纳博科夫相差很远很远，后者出生于俄国旧贵族，从小就有英文教师耳濡目染。哈金虽有研究英美诗歌的专业背景，将《普宁》视为知识分子移民文学的典范，但纳博科夫令人瞠目结舌的语言游戏哈金写不出来。

几乎所有的评论家即使在赞扬《等待》的时候，都会用到“simple”这样的字眼。我读英文原版的《等待》觉得过分的轻松，让我稍稍有些失落之感。哈金当然有绝佳的语言感觉，行文流畅，绝无脱泥带水之嫌，但其简单的措词和句式恐怕还不仅仅是deceptively simple，而是自身能力之缺陷使然。在《等待》中，大量重复的句式是“主句＋非限定性定语从句”或“分限定动词分句＋主句”，尤其是在动作描写中，后者的使用频率几乎到了令人厌烦的程度。这种四平八稳、安全妥当的句式常为ESL学习者所喜，因为它们符合汉语的句式逻辑。可以说，哈金的英语依然带着厚重的“中式英语” (Chinglish)的痕迹，尽管它属于当中的极品。

据参加过他读书会的人说，哈金的英语口语远不如笔头。而即使是书面英语，哈金并不是非常自信。一个中国海外留学生曾当面问哈金，如何像他一样用非母语从事文学创作。哈金思索片刻，回答则是：不建议你走这条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哈金也坦承，自己并没有摆脱刚开始用英语写作时那种忐忑不安，充其量只是不确定感比以前改善了些。

所有这些，似乎都在说明，哈金并不是因为其英文的精湛而获得西方读者青睐和推崇的。

《等待》的简单不仅体现在文字层面，其结构也是在简单维度上展开。虽然偶尔也有插叙和倒叙，但整体还是线性时间和常规空间。人物关系也异常简单明了，包括主人公Mana都没有背景交代。在深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熏陶的西方文坛，在已经习惯了猜神话原型和碎片化叙事的西方读者中，这样的创作手法实属异数。难怪国际笔会(PEN)在授予他福克纳奖的时候，夸奖了哈金在当下重归现实主义的勇气，也难怪《洛杉矶时报》的书评把他与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相提并论。

3．

那么，如果不是语言和技巧，哈金又因为什么而成功？

Dan Schneid在一篇书评中尖刻地说，是所谓的PC（Political Correctness，即政治正确）导致了哈金这样的Hack Writer得宠，“美国国家图书奖”是为了照顾少数族裔才颁奖给他。我部分地赞同Schneid的观点，因为哈金的中国身份，《等待》、《战争垃圾》等的确满足了广大美国读者的一种异邦想象。

兰登书屋的封皮设计颇能说明问题：红色做底，暗示了Communism和朱红宫阙，垂下的大辫子让人无端地想起中国妇女的贤良淑德。文革、毛主义、封建婚姻等这样的题材通常颇能激起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而和那些译介过来的大陆小说不同，《等待》是来自在美华人教授的第一手作品，是专业作者用流畅的英文记录的几乎不食西方烟火的文革封闭生活。这种Exoticism是全书的最大卖点（至少对于一般读者）。Schneid讽刺说，如果该书的背景置换到芝加哥，这个故事就会毫无看头。当然，这种假设不成立，因为locale本身决定了故事的内核；但试想，假如这本书翻译成中文，那效果又会如何呢？我猜，也许只会是文革“伤痕文学”中的泛泛之作。

不过，即使用PC来解释哈金作品在美国的接受勉强还行得通，那么它却无法解释作家的创作动机。令人惊奇的是，素来对政治极为淡漠的哈金，读书时甚至对“学自联”这样的海外留学生团体都敬而远之。哈金自己在访谈中说，政治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语境（context），是暂时的，不能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

所以，也许会让西方读者失望的是，《等待》并没有什么文革秘闻来满足他们的猎奇癖，没有起码的武斗造反场面，没有《一九八四》那样对政治制度的冷嘲热讽，甚至主人公们连置身于六七十年代的精神苦闷都没有。书中人物无论是生活在文革还是八十年代初，都围绕着部队医院过着简单封闭，但却稳定安逸的生活。即使归根结底反映的是悲剧，那些不幸也是基于人性的，也是超越政治、地域和文化的。

尽管有思想准备，但推门进入奶奶住的小屋时，我还是惊呆了。

昏黄的灯光下，奶奶半卧在床板上，老式的蓝色褂子上面没扣，敞露出一大截脖子，而裤子则还没完全提上。这些日子，奶奶因为双腿无力，只得长期卧床，可那根根日渐稀疏的银发却奇特地站立着。比起零五年春节，她果然瘦多了，两个腮帮深深的陷下去，额头上则是黑黑的老年斑。

房间里有股酸臭的异味。我走了进去，喊了一声：“奶，我来看你了！”奶奶没有抬头，依然在摩娑着自己的衣襟，嘴里不时嘀咕着什么。我握住奶奶干瘪的手臂，对着她耳朵加大音量又喊了一声：“奶，我来看你了！”

奶奶终于发现了有人进来，她巍巍地抬手挡住灯光，颤颤地说：“谁啊？”

“是我，松松。”

“谁啊？”

“是—我—松—松！”

“哦，松松。是哪个松松啊？”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表哥从身后过来解围，对着奶奶耳朵，吼道：“是细伢的松松，从北京回来看你的。”

这里面其实有段故事。在我上大学临行前，奶奶反复追问我要去哪。可是她这辈子去过的最远地方是武汉。那还是二十五年前，一个算命先生说她活不过七十岁。奶奶便坚持要让爸爸和大伯带她去武汉看看。那是她第一次看到了长江大桥和中山公园。除了武汉，她世界中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了。因为无法和她表达清楚“哈尔滨” 的地理概念，只能说我去了“北京”，因此来形容极其遥远。后来每次寒假回来，奶奶都会从头到脚把我摸一遍，问我身上衣袜鞋帽是不是国家发的。为了让她相信我们还生活在毛主席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信誓旦旦地点头说是，然后奶奶就会心安理得，觉得这个大学念的值。

而今天，眼前的奶奶却不再用她那松树皮一样的手来辨认我了。她在表哥的帮助下带上了眼镜，试图来端详一下我。出生在辛亥革命那年的奶奶是我们家唯一裹小脚、不识字的成员。五五年公私合营把爷爷辛苦半辈子攒的家产并了去，他一生气就得了肺痨早早辞世，扔下奶奶照顾二儿一女，守寡至今。八十年代末奶奶得了白内障，有生以来第一次住进了人民医院。出来以后，身为文盲的她成为了我们家族眼镜度数最高的人。过年的时候我常常用她的眼镜来作凸透镜烧蚂蚁玩。后来奶奶视力越来越差，眼镜度数越来越高，厚度和凸面几乎达到了光学配镜的极限。

于是，她把栓着橡皮筋的眼镜带到头上，吃力地看着我，想辨认出一点什么。灯光下，奶奶那浑浊的眼睛在球面凸透的效果下，显得格外的大。

“耳朵也听不见，眼睛也瞎。我活着是作孽啊！”这是奶奶在出现老年痴呆症状后，唯一正常的一句话。

“我是从北京来看你的松松，记不记得我了？”我操着夹生的方言，做着最后的努力。

“北京来的松松？是哪个松松？是哪个松松？”她认不出我，这并不意外。最近两个月她只能辨认出两个人，一个是我爸，另一个就是借着奶奶老宅的门脸做生意并照顾她起居的表哥。表哥是好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我爸的第二个儿子。姑妈前年已经去世了，但在此前的十几年里一直生活在精神病的折磨下。大伯虽然精神无恙，但却是一个无心无肺的家伙，二十年前就因为一点小事和奶奶断绝了母子关系。即使他偶尔过来，也是关心奶奶留了多少银元和首饰，关心这个老宅归到自己名下能拿多少钱。还好表哥不像他那么不孝，这些年都和奶奶生活在一起，帮助我爸分担了很多责任。

奶奶的长寿是完全违背所有养生之道的。她热衷于肥肉和暴饮暴食，从不做任何运动，也并不淡泊宏量。事实上，奶奶在晚年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用振聋发聩的嗓门在每个探望她的亲人面前痛陈大伯的罪状。声音洪亮往往是肾功能强大和心脏健壮的表现。她过去常喜欢在我家阳台上，拉着我的小手，一遍遍的重复：“那个狗杂种不认我，你说他究竟是树上长出来的呢，还是石头里蹦出来的？”这种朴素的说理曾经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也是少数几个愿意被她溅一脸吐沫星，听她几十年如一日唠叨的孙子辈。那时读小学，每周三都会放假，我经常会流串到西街，听她痛陈家史，并在临走时顺去两元钱零花。

而前年回来还中气十足的奶奶现在却出人意料的沉默了。老年痴呆症麻痹了她五十年守寡的痛苦，麻痹了她的头疼脑热，当然也顺便麻痹了她的肛门括约肌。她无法下地活动，把九十多年的记忆一点点如沙漏般释放出去，然后一点点的死去。虽然便盆近在咫尺，但奶奶缓慢的反应依然会让她经常大小便在床上。这往往是表哥和父亲最痛苦的时候。他们只能捏着鼻子给她洗身子，换衣服，洗床单。

嫂子这时把奶奶的晚餐端了进来。很大一碗，有肥肉、黄豆和菜叶。奶奶身体好的时候经常会申请吃鸽子和猪肝，现在却鲜有抱怨，只是顺从地把食物放进嘴里。当然，因为拿不稳，夹的过程中一般会有三分之二掉落在床单上。爸爸于是夺下她的筷子，给她换了一个勺。奶奶颤微着先把勺拿到嘴前，用舌头舔舔，确定正反面，然后慢慢地伸向瓷碗，舀出一勺，哆嗦着往嘴里送。只剩下三颗牙的她不怎么咀嚼，用牙肉咬了几口就往下吞咽。饱与饿的感觉大概也被遗忘得差不多了。

突然，奶奶放下碗勺，似乎想起了什么。她摸索着从枕头底下翻出一块老式电子表，上面贴着一圈黑胶布。那是奶奶唯一的报时工具。

“帮我调一下，帮我调一下。”这是很熟悉的请求，我童年时无数次的帮她完成过。

我于是接过电子表，对着灯光，一看显示的是“一点五十分”。我试着按了几个键，却发现没有任何反应。我叹了口气，将表递了回去，说：“已经调好了，奶奶。”

奶奶机械地呢喃着，似乎在若有所思。我扭过头去，疾走出门，不想让任何人看见那夜我肆虐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