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地位，是依靠他对余华的评论而奠定的，而且据他自己讲，从二十多岁就和余华有交往。不过，最近谢有顺却语出惊人的说，“《兄弟》是不值一提的作品”，并认为专业读者们的集体沉默就是证据。
谢有顺进一步指出，《兄弟》中的很多情节严重失真，而且语言粗糙。比如宋凡平不可能在文革时代，在众目睽睽之下的篮球场举起一个寡妇，比如李光头在小时候不可能用自叙的角度说出“五星级”“跳楼甩卖”等现代流行语，比如余华让父子两人都因为看女人屁股淹死在厕所里，比如他让一个小孩说，“我性欲来了，我阳痿了”等。
谢有顺总结道，在这部余华自诩对现实进行“正面强攻”的小说里，到处充满了这种不符合所处时代和性格特征的错误。这些低级的失误让谢有顺很替余华痛心。不过余华则说，如果挑出一千处错误就承认失败，否则《兄弟》依然是他最满意的一部作品。
谢有顺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大批人对于余华近作的看法。不过我总觉得谢有意模糊了“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这一区别。
余华从先锋姿态的《细雨中的呐喊》，到回归民间叙事传统的《活着》，再到充满戏谑和温情的《许三观》，他从来关照的就不是生活的表皮，也从来无意于去描摹琐碎的细节。所以余华的作品很好读，因为情节基本依靠对话来推动，环境和人物都是白描式的；仿佛是童年街头买到的手绘本连环画，让你能很直观的获得阅读快感。这种快感也是余华在写作中不断强调的。他接受《新京报》采访的时候说，自己故意要放开来写，把那些平日不敢过份使用的流行语用到极致，情节上任由思绪奔涌，而不做过多的推敲和锤炼。
海盐虽然是余华的家乡，作家也声称只要一写到家乡就如同回家一样，但很明显这个家乡的细节是失之阙如的。大家能辨认得出来是在中国，但地域特色并不明显，人物语言也缺乏江浙之风味。和福克纳那浓厚的南方气息不同，余华并没有找到书写地域小说（regional novel）的语言感觉。家乡之于余华，在我看来，是一个早已淡漠的异邦想象了。
但问题是，余华也无意于以左拉或者巴尔扎克的方式对现实发起强攻。余华反而津津乐道的是，“在当下的中国，最大的现实就是超现实”。从开篇的联盟号飞船到李光头去厕所看林红屁股，再到后来李光头发迹后在刘镇搞的处美女比赛，余华处处都在背离生活的观察原则。他笔下的李光头在六十年代的中国乡镇能不能说出“找性欲”这样的话其实并不重要，生活的真实根本就不是作家的信条。余华从一开始就刻意凸现了自己从马尔克斯、福克纳和卡夫卡那学来的怪诞(grotesque)。如果说《兄弟（上）》超现实依然有细腻的爱情描写在稀释，那么到了下册，作者的放肆则是发挥到了极致。余华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和改革开放后的种种荒诞的现象相比，书中的任何描写都不算荒唐。
Frank Norris在一篇文章中对现实主义的写实原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所谓“生活”（Life）并不是“真实”（Truth）的代名词，因为很多时候生活本身就具有虚妄性和欺骗性。真正的现实主义不应该只是再现生活的巨细，而是努力的寻找生活背后或者之外的真实。余华显然也是这么来理解现实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