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件有趣的事情。前两天，第一次订阅的《外国文学评论》终于到了。这是中国社科院编的杂志，在外语界这个圈子里算是顶级的了。

照例先大致翻了一遍，然后计划从“编后记”看起。这是我读书的习惯，因为有品位的杂志一向都是很看重编后记的，比如《读书》和《万象》杂志。外语界学术期刊里，有编后记的，似乎就只有这么一个《外国文学评论》了。作为唯一不收取版面费还倒贴稿费的学术期刊，这实在已经是可望不可及的异数。在这样的A级期刊发稿一篇，本地高校的奖金价码是一万元。

然后读着读着，就对编后记的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编辑对当下学风恶劣的针砭实在是很大胆。文内引用了一个网友发的文章，批评很多文学评论缺乏起码的语言之美。我当时觉得深有同感，然后读着读着，发觉不对劲，感觉似曾相识：

“网上的另一则批评也引起了我们高度的重视。这位看来也是英美文学爱好者的网友指出，从事文学批评，文学史写作，起码自己的文字应该有点文学性才对…”
［全文链接］

我突然觉察到，这位编辑转述的，正是我的那篇后来贴在天涯社区“闲闲书话”的《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危机》。当时这个帖子被加了红脸并上了首页推荐，但真没想到会被《外国文学评论》的编辑看到并写到编后记里面。因为是网文，我批评得比较放肆，大约也说出了大家心里早已有的怨恨。不过碍于情面，编辑把我举例子用的人名书名都省略了，末了还把我结论中“意识形态的僵化”小心翼翼的替换成了“思想的僵化”。哎，在中国，说几句真话是够不容易的了。当然，更加佩服《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勇气和诚实。知耻近乎勇，能接受体制内的批评，相当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