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一个裸奔的季节。厦门街头的这位四十多岁的奇男子显然深谙此道。
年近中年，仍能保持如此良好的体格和身材，实在是件很值得称羡的事。而且难得的是该人宣称自己裸奔并不是为了春游，而是为人类除妖降魔。
据报道，当记者问及为何不穿衣裳时，男子显出一幅自豪的神情：“打妖怪！狐狸啊，老虎啊，白骨精啊……”，还拿出一张写着希奇古怪文字的纸条给记者看。
总书记前些日子提出了”八荣八耻”，从一个极其高远的角度，创造性的概括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的荣辱观，是当下中国道德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总书记谈的道理绝对不浅显，否则教育部长就不会立刻宣布将之写入中学课本了。“八荣八耻”深刻阐释了“要脸”和“不要脸”的区别。裸奔这事，虽然在居委会大妈看来有些可耻，但“为民裸奔”却立刻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让人肃然起敬。
该奇男子能突破道德的藩篱，自豪地裸奔，说明实践总书记的“八荣八耻” 是卓然有效的。照片中身着校服的女生，不顾驾驶自行车不看前方道路的危险，向他投去支持的目光，这也颇能说明问题。
外语也能搞出民科，这是我原来始料不及的。前几天中央四台的新闻就吓了我一个跟头。
新闻中说，某地某青年通过刻苦钻研，发明出了一种“国际交流法”。只要学习并掌握了该交流法，就可以让世界各地的人轻松无碍的跨越语言障碍进行交流。
然后，画面切向主人公的日常生活片断：该有志青年从某书店的自考书专柜中抽出一本英语课本，然后镜头拉近，给了一个侧面的读书特写。
现场采访中，该发明家兴奋地举起一个大纸板，告诉记者：“你看，如果你想买一件衣服，你只要对着这张表格，找到第一行的我 (I)，第三行的买 (buy)，第七行的衣服 (cloth)，就轻松地组成了一句话。非常简单实用。”
我当时差点一口鲜血喷射出来！原来，这个所谓的“国际交流法”就是在表格的方框里分别写入常用汉字和对应英文，然后标上阿拉伯数字。这哪里是什么国际交流法，这无非就是一个单词表嘛！
最后，播音员转述该发明家的话，深情地说道：“我衷心希望这种国际交流法能够运用到2008年奥运会的外事接待中。”
打电话
第一天到了南京，在一个话吧里打完电话，我就起身准备结帐。
“老板，多少钱？”
“两块五。”在昏黄的台灯下，一个老头摆弄着收音机，用厚重的南京话对我说道。
我于是摸出屁股兜里鼓鼓的钱包，掏出一张五元大钞，甩手交给他。
老头接过钱，扶了扶眼镜，然后抬头看了看我，说道：“小伙呀，你这个素质可不好滴呀！”
我一愣。然后老头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懵了。怎么回事？我素质怎么差了？南京人付钱都应该怎么付？需要双手毕恭毕敬的交给他？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老头从塑料饭盒里翻出两块五的找头，然后又郑重其事的额外拿出一毛钱硬币，重重地放在我面前，然后一板正经的说：“你看，现在我多给你钱，原来的素质对你不好，对我也不好滴呀。
”天，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他刚才说的是“数字“，不是”素质“。
乞讨者
南京中央门长途汽车站附近有很多的乞讨者、摆棋摊的职业骗子、黑车拉客的、赌博的等等。总之，三教九流全集中在这里就对了。乞讨者中，比较常见的是跪地，前面放一个杯子。这种比较安静的乞丐反而容易引起路人的同情。
比较夸张的那种在路旁铺一床被子，然后一位男性老者直挺挺的躺着，不知生死，旁边蹲一个老女人，不知嘴里昵喃什么，但肯定中心思想是要钱。在我以前住过的地方，这种类型的乞讨者一般都是会用粉笔或者白纸黑字来陈述苦难的。在南京见到的这些似乎就免了这些繁文缛节，躺在那里就是最好的证据，也许还能两人轮流躺。
比较讨厌的一种类型是守候在路边，等你打开出租车们，正在找钱的时候，他们就伸手问你要钱。武汉的这类乞丐一般会主动替你开车门，并进行乞讨，大约将之视为一种半收费项目。南京碰到的这些则不存在这种劳务关系。无奈之下，我把一元的钢蹦送给了他。结果一下车，发现后面还有一排人，都在伸手要。我立刻逃之夭夭。
照片中见到的这位比较特殊。那天我刚从外面回来，看到饭店楼下有一个老太太，双眼瞎了，坐在轮椅上，后面推着她的老头可能就是丈夫。老太太的膝盖上放着一个红色的塑料碗，嘴里嘀咕着什么。另一个穿着并不寒酸的老头柱着拐杖，拿着白色搪瓷杯，和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妇说着些什么。这时，远处过来了第四个男乞丐，他规律性地把手中的杯子递给所有能够得着的路人。结果，当他路过轮椅的时候，第三位乞丐也职业性地伸出了搪瓷杯，并发出了职业性的呻吟。
第四位原本萎靡不振的乞丐突然来了精神，勃然大怒地骂道：“你没看到我也是讨钱滴吗？你怎么要到我头上来了？”
当飞机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准备降落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窗外阴暗了很多。穿过厚厚的雨云，终于看到了这个阴晦的城市。习惯了东北那湛蓝的晴空，发现离家这么多年后，对于原本是故土的南方已经形同陌路。南京，南京。于是在机场大巴上，我念叨着，希望能把它和某个记忆中的东西联系起来。这里有中山陵，这里开了城运会，这里有地铁，这里夏天很热，这里是十朝古都……最后，突然想到了一个本该早就记起的词，南京大屠杀。
我于是对自己的迟钝有些不安，决定考试完后一定要去纪念碑那边看看。上午最后一门口试刚一结束，我立刻坐上了出租车。今天的南京终于从昨天那个变态的天气中恢复了过来，天空第一次出现了蓝色，但一路上我却冥冥中感觉到了压抑。出租车七拐八扭最后停下来的时候，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到了。
眼前只是一个停车场大小的地方，三个石碑，外面有一个围栏。想象中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应该是在空旷的地方，建在高处，周围有松柏，而不是现在这些居民楼、废车场或娱乐城什么的。而千真万确，这就是当年掩埋无数白骨的地方。旁边的每一寸土地可能都流着当年市民的血。当然，更不幸的事情是，当我叫了15元车费，走到近处一看，才发现了四个大字：今日闭馆。
去年年初译的一本书终于出版了。虽然是医学方面的书，但是主要内容还是揭秘美国医药管理中的黑幕。译书的过程，让我对生命之脆弱、人性之卑劣、医学之陋见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当我们把生命托付给医生这个神圣职业的从业者时，我们恐怕不知道他们心里的小算盘并不包括病人的健康。一本西方流行的休闲读物《谁动了我的奶酪》在中国经好事者修改，变成了《谁动了我的乳房》、《谁动了我的男人》、《谁动了我的公积金》，最新的一本版本最可怕：《谁动了我的骨髓》。喝人血一般已经是传统意识中残忍的极致了，但沈阳某大医院竟然在病人手术麻醉的中途进入手术室盗取病人的骨髓，为医院某些人牟利。不寒而栗！阅读本书后，您或许会对医院的根本制度产生怀疑，坠入怀疑主义之万劫不复的深渊。但对于那些希望了解心脏早搏问题的朋友，这本书依然是一个非常权威的手边读物，推荐大家买来看看。
以下为我给本书写的译者序：
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曾为从事医生这个职业的人们准备了一段誓词，其中一段说：“我在行医中一定要保持端庄和良心。我一定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放在一切的首位。”当病人去看医生时，他们其实就是在将生命加以托付，并确信这段誓言会得到遵守。这种病人对医生的信任是后者悬壶济世的基础；它不仅仅基于医学伦理，也有临床学的考虑，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很多无效安慰剂让病人痊愈的案例。
但是，在《致命的药物》一书中，托马斯·摩尔却用惊心动魄的事实，向读者们揭示了一个可怕的真相：在某些时候，原本基于信任的社会契约关系却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遭到了滥用，甚至是背弃，而这一切竟是发生在医疗体系高度发达的美国。
摩尔深谙美国医学界的政治权谋，他发现在医疗体系中，并不仅仅是医生与患者在打交道；在患者的对面，其实是医生、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制药厂的三方搏弈。而更让问题复杂化的是，一些专家既是全美医生的意见领袖，又是FDA的药监顾问，同时还是制药厂高薪聘请的“招牌教授”。在抗心律失常药这样一个市场利润极大的领域里，金钱、学术、权力就无可避免的和纠缠在一起，成为医学良心背后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因为资本运作始终带有觊觎利润的原罪，所以在某些强效新药的研发、试验、审批、上市等各个环节中，医学专家都必须面临利益的取舍和良心的拷问。苯环的意外链接，动物实验的异常结果，药品疗效的“替代终点”，临床试验中病人过量死亡在统计学中的置信区间，医学期刊的论文发表，药品适应症的表述等等，都会对事件的结局产生微妙的影响。是让那些药品制造商赚回千万美元的研发费用并大肆盈利，还是将新药撤市并让成千上万的病人免于死亡，这并不是一道容易回答的选择题。
所以，摩尔认为自己讲述的，其实并不是药，而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凭借自己在医疗政策研究和新闻写作当中的深厚功底，将一个跨度长达二十多年的医学疑案娓娓道来。虽然内容涉及到心脏病学和医学的其它领域，但作者却能深入浅出的将各种专业概念阐释地清晰明了，并围绕摩根罗斯和坦普等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用小说章回的形式，把搜集到的资料素材叙述出来，既严谨可信，不哗众取宠，又成功营造出故事本身的戏剧张力和人物冲突。因此，摩尔本书的预期读者并不仅仅局限于医学专业人士，它完全适合各种知识背景的读者阅读。
然而，如果说摩尔仅仅是生动地讲述了一个原本枯燥的医学故事，满足了外行读者对于医院黑幕的窥私癖，那实在是大大低估了本书对于中国医学界的价值。《致命的药物》鞭辟入里地介绍了美国新药的开发、试验、评估、营销等方方面面，尤其是美国FDA作为联邦政府的职能部门，在药物监管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有了摩尔批判性的调查立场，所以中国医疗体系的决策者们可以通过本书的介绍，吸取Tambocor这类药物上市前后的惨痛教训，避免美国医疗体系的制度性缺失，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中国的药品生产、新药审批和临床试验。如果本书的翻译和引入能对这一目标有所助益，则善莫大焉！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受到了郭林女士、陈易新女士、何佳女士、姚明威先生等人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在此特表示感谢。因为本书具有一定的医学专业背景，囿于译者的学识，译文恐怕还存在不少贻笑方家的疏漏，谨请读者和专家指教。
2005年8月9 日于大连
记录一件有趣的事情。前两天，第一次订阅的《外国文学评论》终于到了。这是中国社科院编的杂志，在外语界这个圈子里算是顶级的了。
照例先大致翻了一遍，然后计划从“编后记”看起。这是我读书的习惯，因为有品位的杂志一向都是很看重编后记的，比如《读书》和《万象》杂志。外语界学术期刊里，有编后记的，似乎就只有这么一个《外国文学评论》了。作为唯一不收取版面费还倒贴稿费的学术期刊，这实在已经是可望不可及的异数。在这样的A级期刊发稿一篇，本地高校的奖金价码是一万元。
然后读着读着，就对编后记的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编辑对当下学风恶劣的针砭实在是很大胆。文内引用了一个网友发的文章，批评很多文学评论缺乏起码的语言之美。我当时觉得深有同感，然后读着读着，发觉不对劲，感觉似曾相识：
“网上的另一则批评也引起了我们高度的重视。这位看来也是英美文学爱好者的网友指出，从事文学批评，文学史写作，起码自己的文字应该有点文学性才对…”
［全文链接］
我突然觉察到，这位编辑转述的，正是我的那篇后来贴在天涯社区“闲闲书话”的《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危机》。当时这个帖子被加了红脸并上了首页推荐，但真没想到会被《外国文学评论》的编辑看到并写到编后记里面。因为是网文，我批评得比较放肆，大约也说出了大家心里早已有的怨恨。不过碍于情面，编辑把我举例子用的人名书名都省略了，末了还把我结论中“意识形态的僵化”小心翼翼的替换成了“思想的僵化”。哎，在中国，说几句真话是够不容易的了。当然，更加佩服《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勇气和诚实。知耻近乎勇，能接受体制内的批评，相当不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