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不懂《尤利西斯》的人通常只能拿《都柏林人》来将就，但这丝毫不影响这部短篇小说集的伟大。最近，我对着华莱士·格雷（Wallace Gray）的注解，重读《都柏林人》，收获不小。不愧是在哥伦比大学教了35年的乔伊斯，他的注解真的有拨云去雾之神功。尤其是《死者》（The Dead）一篇，里面那个在上流派对上屡次受挫的知识分子盖伯瑞尔（Gabriel）真是像极了这些年声名鹊起的焦国标。
这个八卦的源头要先从名字说起。盖伯瑞尔在英文中的单词是Gabriel，这在圣经中是一个大有来头的名字，其人是天使长（archangel），希伯来传说中是死亡天使，弥尔顿的《失乐园》中负责看管天堂之门。乔伊斯笔下的盖伯瑞尔其实就是自己的写照：一个自视甚高的爱尔兰知识分子（另一个意味深长的巧合则是，盖伯瑞尔的太太格瑞塔（Gretta）和乔伊斯的夫人一样，都来自爱尔兰西部）。而焦国标的名字也如同盖伯瑞尔一样，充满了死亡的想象。《说文》上讲，“焦，火所伤也”。以网络檄文《讨伐中宣部》深陷是非之中的北大教师焦国标无疑正是如同自己的名字一样，用场大火结结实实地把“国”家之言论“标”尺烧了一把。更惊人的巧合是，《死者》中所述故事发生在1904年的都柏林，距离焦国标2004年早春发表《讨伐中宣部》一文恰好是整一百年。
当然，如果这种近似占星术般的考证就此告终，那实在是有无厘头的嫌疑。种种迹象表明，盖伯瑞尔参加的新年派对和焦国标今年在韩国的遭遇有某种神秘的契合。
《死者》中的盖伯瑞尔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携妻子格瑞塔去姑姑家赴会。一进门就见到了管家的女儿，叫丽丽（Lily，也是一种葬礼上常用的花）。盖伯瑞尔打趣小姑娘，问她什么时候嫁出去，却被女孩反唇相讥，说天下男人都不过是些油嘴滑舌的货色。盖伯瑞尔心下一沉，大概也觉出了自己正属此类：虽然是口吐莲花的大学教授和专栏作家（这两点也和焦国标类似），但终日也不过是浑浑噩噩的死魂灵而已。他尽量忘记这小小的不快，加入到屋里热气腾腾的舞会当中。这时盖伯瑞尔恰好和艾弗斯小姐（Miss Ivors）搭档舞伴。她也是其大学同事，一个狂热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跳舞间隙，艾弗斯质问他为什么给一家亲英的报纸写专栏，并指责他应为此感到羞耻。盖伯瑞尔无言以对，但拒绝认错。尴尬稍有缓和，艾弗斯又邀请他夏天去爱尔兰西部的阿兰岛（Aran Isles）度假，但盖伯瑞尔婉言谢绝，说自己另有安排。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都柏林和周边地区都深受英格兰的影响，而西部的海滨山区则保留有更加原始的爱尔兰民族文化，人们也多用盖尔语，而非英语。这样的度假显然是民族主义者的精神朝拜之旅，所以艾弗斯追问他有什么安排。盖伯瑞尔只好说自己要去德国、法国和比利时转一圈，顺便熟悉一下这些国家的语言。艾佛斯小姐不客气地说，“难道你不需要熟悉一下爱尔兰语，你的民族语言吗？”“哦，我不说爱尔兰语。”“难道你不需要去接触你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吗？”“哦，我给你说实话吧，我讨厌我的国家，讨厌它！”“为什么？”盖伯瑞尔无言以对，好在这时一曲终了，大家散去，而艾弗斯小姐则借故提前离开，临了还用爱尔兰的民族语言盖尔语（Gaelic）和大家道别。
焦国标的那次尴尬争论则是发生在韩国。2005年9月2日，在美国访学的焦国标从纽约飞到首尔，参加一个名为“世界生活文化论坛”的国际会议。会上，焦国标表示，“大东亚共荣圈在理论上有其合理的部分，就是要改变白人统治黄人的局面，实现黄人自己的统治。” 他举例说，比如日本占领上海以后，改变了原来中国人给白人拉黄包车的做法，强制白人来给黄人拉黄包车。从学术上来说，如果加上一些学术语言的包装，给“亚洲主义”之下的“东亚共荣”翻案并非妄语。可从政治上说，日本之于中国，正如英格兰之于爱尔兰。日本在六十多年前二战中之于中国军民的大屠杀，正如英格兰在三百年前克伦威尔时期之于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大屠杀。1904年的爱尔兰，正是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时候，随后爆发在1916的“复活节起义”更是吹响了爱尔兰独立的号角；2005年的中国，也正是民族主义在互联网风起云涌之际，从钓鱼岛到抵制日货到章子仪出演日本艺妓，愤青们的叫骂声此起彼落。反感民族主义的盖伯瑞尔（其实也是乔伊斯，这也解释了后来离开爱尔兰，终身不返）被讥为“West Briton”，而同样立场的焦国标则早在写下诗作“致美国大兵”时，就获得了“当代汪精卫”、“美国哈叭狗”等诸多称号。这次的会上，狙击他“卖国言论”的“艾弗斯小姐”则是来自清华大学的王名教授。王名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抢过麦克风说，“大东亚共荣圈绝对不是什么学术问题。我对我们这个会议居然讨论这个问题感到非常震惊，如果会议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我立即退场！另外，刚才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学者，使用我的母语中文，居然大谈日本应当充当什么世界警察的问题，我觉得这简直是荒谬绝伦的事情，我作为中国人对此感到可耻！”和盖伯瑞尔一样，焦国标无言以对。
巧合的是，上述二事都还有下文，而且结局颇为意外，并继续惊人地相似。盖伯瑞尔在被民主主义者艾弗斯小姐抨击了以后，强压怒火，继续在晚餐上发表了演说，但最后还是闷闷不乐地携妻子回了酒店。回去后，格瑞塔泪眼婆娑，娓娓道出了自己在爱尔兰老家的初恋故事：一个纯情的十七岁男生，为了在她离开前看她最后一眼，在雪夜抱病去她窗下道别，结果感染风寒，离开人世。嫉妒的盖伯瑞尔在那个寒冷的雪夜失去了妻子的心，而可怜的焦国标则是在首尔事件后，因为中日关系葬送了和女友的爱情。据焦自己说，那次是利用开会，和从国内赶来的女友会和，他们计划“在韩停留十八天，甚至不排除在那结婚的可能”。但他被国人抨击的场面吓坏了女友，“会议主办方的安排一结束，‘君向潇湘我向秦’，她飞北京，我飞美国。我们已沒有心情在一起多呆一天。又七天，她来信說：在韩国是她的‘噩梦’、‘屈辱’，跟我在一起好像她也成了‘卖国’”。
对于乔伊斯来说，祖国爱尔兰的形象是复杂的。他一生漂泊海外，拒绝返乡，但笔下全部故事无不是家乡都柏林的一景一物。写《死者》一文时，他正和怀孕的妻子劳拉流落在罗马，深感世态之炎凉，人情之冷暖，开始无比怀念起那些古道热肠的都柏林乡亲。但是，对于那个地方所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他又是反感的，他于是声称自己的《都柏林人》是“在海外锻造都柏林所缺少的良心”。整个系列从死亡开始，以死亡结束，讲了童年、爱情、社交，最后五十八页的《死者》更是暗示了都柏林灵魂已死。
对于焦国标来说，祖国也是一个让之爱恨交加的对象。因为他直率敢言的风格，祖国剥夺了他的发表权、授课权，无奈之下，他接受美国民主基金会邀请，到大洋彼岸访学。他爱他在国内的女友，可是王名的《在韩国遭遇焦国标》一文发表后，立刻有网友跟贴说要“杀他全家”，并纷纷询问“他家在哪”。焦国标出国后在外的一系列言论，令他被北京大学校方除名，也令他年末回国之前途更加凶多吉少。
乔伊斯和焦国标的精神苦痛，是知识分子面对历史仇恨和民族主义的共同苦痛。一番考证似乎告诉我们，斗转星移，一百年过去了，爱尔兰换成了中国，都柏林换成了北京，艾弗斯小姐换成了王名教授，盖伯瑞尔换成了焦国标，我们的尴尬和迷失却没有变。所不同的是，乔伊斯笔下的主人公最后看着漫天大雪，感悟（epiphany）出了那世俗喧哗下的永恒生死轮回，而我们真人秀的男主角却依然徘徊在纽约曼哈顿的迷乱夜色下，感叹自己不过是“常人和庸人”，困惑着该如何挽回那失去的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