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的起因是张戎(Jung Chang)的一本新书，和今年十月的”The New Criterion”杂志刊登的一篇书评 Keith:Mao and the Maoist。Keith在书中盛赞这本已经在西方引起轰动的中国领袖传记，说“If any single book in our own time has the capacity to change the course of history, this is it. ”
张戎毕业于四川大学英语专业，后来去英国的约克大学留学，成为第一个在英国取得PhD学位的中国人。后来她嫁给了Jon Halliday，写出了Black Swan，为她奠定了英语文坛的地位。这本传记历经十年写成，其间，她采访了多位在世的毛的身边人，其夫多次奔赴俄罗斯调研，取得了很多珍贵的解禁资料，获得了对于毛和斯大林之间关系的最新学术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张戎还设法得到了杨开慧入狱前写给毛的家信。这些信藏于祖宅房梁上，躲过了战火，一直到1999年才无意中被人发现。
张戎的故事果然是不为人知和触目惊心的。因位国内无法读到该书，单从Keith的转述中，我获得了如下印象深刻的细节：
[1] 延安时期只有一辆汽车，是美国华人赠送做救护车的，结果成为了毛泽东的专车。
[2] 长征途中的重大战役都是虚构的。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铁桥上的枪林弹雨都不存在。当时没有国民党的炮火。
[3] 毛泽东一路都是坐的轿子，而不是和普通士兵一样走路。
[4] 长征的路线是蒋介石设计的，目的是借助共产党来剿灭其它土匪和军阀。毛泽东去陕北，是为了更好接应苏联的援助。
[5] 毛泽东对于三年自然灾难的死亡情况是知道的，甚至是有预谋的。他本人的理想状况是让中国饿死1／2到1／3的人口。只饿死了3千万，主席很失望。
[6] 中国城市居民三年自然灾害时日卡路里摄取量是1200，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犯是1300 到1700卡路里／天。
[7]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加紧革命输出和粮食输出。主席在1960年多次对外国友人说，中国没有饥荒。在中国的慷慨援助下，59－61年，在中国河南和甘肃“人相食”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和东德的粮食配额得到了增加。
[8] 周恩来在70年代警告阿尔巴尼亚不要使用中国捐献的飞机，因为它们会在空中爆炸。
◆ 毛在延安霸占唯一一辆轿车的考证 ◆ 证据提供 KGB ◆
王明在六中全会后的一段时期内，似乎并无政治上受挫的明显迹象，但随看毛针对王明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他已完全明白毛的意图所在，只是有口难言，无力还手。1939年春夏之际，当毛泽东携带江青，由两名贴身卫士随从，乘坐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小包车–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前线将士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穿行于延安街道时，人们看到的王明则是形单影只，「时常独自漫步街头，也不带一名警卫，低着头，不发一言地，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 (p159)
延安的重要高干的家里一般都有组织分配专门照顾首长孩子的保姆，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长的勤务员也由警卫员兼任，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 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和他们的家属沿着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们也不难看到首长派来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已早早守候在各学校、机关的门口。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至于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枣园戒备森严，明哨、暗哨密布，非邀不得靠近，这更是公开的秘密。1942年春，毛泽东派李卓然登门邀请塞克到其住处谈话，被塞克拒绝，理由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泽东吩咐撤去岗哨，塞克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 这一切在王实味和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眼中，全都成了背离革命道义原则的有力证据，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义愤和不平等感。(pp195-6)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华
◆ 长征途中飞渡泸定桥的考证 ◆ 证据提供 discord等 ◆
总攻在下午4点开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22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12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三连长王有才率领的第三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我们挡在桥上，用火力消灭我们。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住了。
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22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洪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冲在前面的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往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们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去。巷战在街口展开了。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22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严重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三连冲进去了，接着团长和我率领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进了城。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一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黄昏，我全部占领泸定城，牢靠地控制了泸定桥。
质疑1：
想必这是大家上小学时耳熟能详的一篇必读文段吧.小时候看到此番描述便心存疑问,我的老天,”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我考!就靠这么几个人就能一边”英勇地冲锋陷阵”,一边踩着一寸粗的铁链铺桥?那22个人每个人只带了一块木板,他们铺桥的时候是怎么轮番前进的?木板往前移动的时候,后面的人脚往哪儿挪?
“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仗都打到这份上了,还有闲功夫放火?傻子也会知道在城门里埋伏几个人手,你再英勇无畏也冲不进来吧?
“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22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洪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
我考!英雄们都是顺风耳吗?都几百米开外了,还能在炮火声中接受到对岸的”最高指示”!
所以我的结论是,飞夺泸定桥?神话而已,做梦都别想!
质疑2
关于“飞夺泸定桥”的事实真相的一点想法
最近看到很多朋友在谈论红军长征的时候飞夺泸定桥是否是真实的，谈一点我的看法。
我曾经做过几年老师，也曾经给我的学生提过一个问题，当年国民党为什么不直接炸掉泸定桥呢？因为从历次战争和纯粹军事角度来讲，要阻挡敌人的进攻，炸桥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办法。但是为什么国民党部队没有这么做呢？这也是我多年以来一直的一个疑惑。退一步讲，即使没有炸桥，22个人从13根铁链上爬过去（注意，是爬，不是跑），本身难度就很大，更不用说，对岸还有敌人的阻击。因为从军事角度来说，只要对岸一挺机枪，2，3个狙击手，过桥就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了，更不要说对岸有2个团的兵力（课本上说的），最后居然有18个人活了下来。我觉得可信度不很大。
要想考证这个问题，首先要从9－18事变说起。31年，9－18事变爆发以后，蒋介石下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致使半年的时间，东3省沦陷。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当时蒋介石刚刚统一中国，统治非常不稳定，而且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根本不可能单独和日本打一场全面战争。国际形式方面，世界性经济危机还没有过去，纳粹在德国还没有上台，第2次大战的欧洲策源地和亚洲策源地还没有形成，中国在国际上根本得不到任何支持（这一点从当时国联的表现上就可以看出来），所以蒋介石选择了暂时的退让。但是到了37年，情况就有了变化，首先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非常稳固，36年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全国上下一致支持蒋介石，反对张杨就是很好的证明。以致于GCD也不得不逼蒋抗日。第二，中国经过了10年的黄金发展，经济，军事，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组建了德装师，可以有一定的能力和日本一战。第三，国际形式上，大战一触即发，蒋介石看准了英美必然参战，所以他把宝押在了英美身上，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理论。毅然在上海命令国军主动进攻日军，组织了凇沪会战，把日本拖进了全面战争。
但是从31年到37年的这段时间里，蒋介石也一直没有闲着，他也在一直做着和日本打全面战争的准备。蒋介石曾经说过，中国18个省，丢了15个都没有关系，只要川，滇，黔西南三省还在我的手里，中国就是我的。当时蒋介石就意识到西南三省将来就是中国的大后方。所以抗战开始，国民政府一牵武汉，再牵重庆。这也是蒋介石早就计划好了的。问题是，31年的时候，蒋介石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他实际能控制的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5省，山东有韩复榘，山西有阎西山，两广有白崇禧，李宗仁，云南有龙云，四川有刘湘，贵州有王家烈，江西还有GCD。因此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安内，GCD当然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但地方军阀有何尝不是呢？
所以蒋介石先后依靠地方和自己中央军的力量发动了5次围剿，在红军开始长征以后，还亲自到达成都来组织对红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一方面当然是想消灭红军，另一方面也是在消灭西南三省的地方军阀，（这一点在中央台拍摄的电视剧《长征》中有所表现）面对蒋介石的这种进攻，西南三省的地方军阀自然也心知肚明，因此刘湘就说过，如果红军只是路过，我们就让他过，如果红军要是驻下，就赶他走。而红军此时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想摆脱蒋介石的追赶，对于这些地方军阀，自然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这也就造成了红军有可能和地方军阀沟通，甚至是讲和的可能。不要忘记，朱德在西南三省的影响力，在西南三省的地方军阀的眼里，朱德也算得上是老前辈了。
当时守卫泸定桥的部队，既不是蒋介石的中央军，也不是刘湘的军队，而是四川的另外的一个军阀刘文辉的部队。刘文辉何许人也？他就是四川大地主刘文采的哥哥，此人从抗战时期便开始和GCD合作，1949年PLA兵临城下的时候，刘文辉帅部起义，解放后做了林业部长。而红军过泸定桥的时候，也正是刘文辉最失意的时候，一方面，蒋介石想解散他的部队，另外一方面，刘湘也一直在压制他。敌人的敌人自然就是朋友。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自然也就成为了他可以团结，可以合作的对象了。
因此，综上所述，飞夺泸定桥最有可能的真相就是红军和刘文辉本人答成了某一项协议，刘文辉象征性的抵抗一下，实际是放红军一条生路，以待日后相间。而对老蒋也有了一个交代。否则的话，我真想不出来，红军怎么会打下泸定桥，而国民党为什么不炸桥呢。
政治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欢迎大家拍砖。吕克转自青岛新闻网社区
我的总结
上文也印证了张戎的说法：长征并没有那么多的悲壮战斗，实际上路线是蒋介石设计好的。有三条路，堵上两条，让共产党只能走一条。而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其实是，希望借共产党的行军，消灭沿路不受他控制的军阀和土匪。
◆大饥荒和集中营卡路里摄入的考证◆ 讨论者：我和KGB ◆
［KGB］
大多的纳粹集中营日卡路里量都不足一千左右；有时候更低；华沙犹太人区(the Warsaw Ghetto)一度的供给量是300左右，所以造成大量犹太人死亡。Dachau大约就是500到800，条件比东方的集中营好得多，而且Dachau并不是死亡营。Auschwitz一般人入营后的平均寿命只有不足三个月。(注意，这些寿命不足三个月的人已经是被挑下来工作的精壮劳动力。) 说中国城市居民日进卡路里量比奥斯威辛还低，这是难以置信的。
这个数据根本就是有违常识。如果这里资料出问题，别的也不能保证。这给人的impression是：他们为了生动地证明自己的case，不负责任地引用数据。以下的学术文章引用了两个数据来源，说明纳粹集中营的平均日卡路里是500-900。奥斯威辛是死亡营，死亡的无论是绝对数目还是相对比率都高于其他集中营。
“Former prisoners in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underwent even greater food deprivation. The mean daily calorie intake in concentration camps has been estimated at 500-900 calories (Keys et al. 1950; Eitinger, 1961)” (p463)
Cited from A. FAVARO, F. C. RODELLA and P. SANTONASTASO, “Binge eating and eating attitudes among Nazi concentration camp survivors” in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00, 30, pp463-466. Prin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c) 20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urce: Eitinger, L. (1961). Pathology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 syndrom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 371-379.
Keys, A., Brozec, J., Henschel, A., Mickelsen, O. & Taylor, H. L. (1950). The Biology of Human Starv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inneapolis.
［我］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a major food source for the urban population became the “food substitute” chlorella, a disgusting substance that grew in urine and contained a little protein. In the countryside, starving Chinese peasants were reduced to eating bark and compost and, in Anhui and Gansu provinces, to cannibalism. In Chinese cities in 1960, the maximum daily intake was 1200 calories, compared to the 1300–1700 calories a day fed to the inmates of Auschwitz.
上文出自我刚才转的Keith的书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数字并不清楚是否直接来源于张戎的书。也许只是Keith本人的错误补充？你手头能看到张戎的原书吗？可以核实一下。而且中国自1960年后就没有对外公布统计数字，一个集中营的囚犯的卡路里摄入好计算，只要查监狱的原始管理记录就可以了。一个国家的几万个城市的居民卡路里平均摄入量是如何得出来的？按照粮食配额换算的？城市居民是自由人，应该还有其他的食物来源。各个城市的情况也应该很不一样。比如沿海城市基本就没人饿死。大海不会歉收。
［KGB］
这种什么统计国内城市人卡路里日取量的数据我根本不信，写书评的人也不会抄错，因为是数据和事实，会特别核差。
［我］
不知道张戎原书中这样的数据是从哪里引用的。这样的破绽太多，会直接导致读者对于两位作者科研能力和学术态度的怀疑。采访中提到为了核实数据和资料，该书作者多次去俄罗斯调研，并对书稿进行了多次修改。怎么会犯这么简单的错误呢？如果当时中国的城市人吃的比奥斯威辛还差，那就不是饿死三千万那么少了。
［KGB］
Jon Halliday去俄罗斯调研，从解密前苏联秘密档案里能看到关于中共与苏/共产国际关系的档案，但不能保证别的领域的资料是正确的。John Halliday本人也不是研究中国的。
［我］
有些新发现。搜到了一篇发表于今年六月四日的文章。出版信息如下：Putting the ghosts to rest John Weston. The Spectator. London: Jun 4, 2005.Vol.298, Iss. 9226; pg. 34, 2 pgs
文中有如下一段，可与Keith的文章相互印证。两篇文章都是关于张戎的书评。
Based on death rates from Chinese demographers, these authors say that close to 38 million people died of starvation and overwork in the four years 1958-61, 22 million of them in 1960 alone. These magnitudes were confirmed by Liu Shaochi to the Soviet ambassador at the time. During the first two of these years, Mao actually exported millions of tons of grain, to pay for industrial and defence hardware. The regime apologist Han Su-yin stated that Chinese urban housewives (NB, not peasants) got 1,200 calories a day in 1960: presumably she was unaware that this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daily intake granted to concentration-camp labourers at Auschwitz. At times of shortage Mao, an ignoramus on economics, simply issued the order ‘Educate the peasants to eat less.’
可以见到，1200卡路里的数据原始出处在韩素音那里。但是，这是否真的比奥斯威辛还低呢？KBG给出了反面的证据。估计张戎也是引用的韩素音的数字。
［我］
另一处证明集中营卡路里摄入量低于1000的文献：
The calorie intake was variable but quite low. It ranged from 533 calories per day in Dachau in the spring of 1945, to 800 per day in the last year of the war.
Adolescent Genocide Adolescent Psychiatry, 1998 by Sugar, Max
但是还有反证，说明张戎的数据的真实性，即高与1200：
Activity B-3
Calorie Comparison
It is estimated that a full-grown adult who lies in bed all day needs an intake of 1,748 calories just to survive. A laborer requires 4,238 calories per day.
In Auschwitz a laborer was allotted 1,700 calories per day. Towards the end of the war that amount dropped to 450 calories per day.
这些数据说明：
[1] 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囚犯的等级和用途也不一样，需要做工的laborer每日的卡路里摄取量可以是其他囚犯的三到四倍。因此张戎讲1700卡路里并不算错误，因为这只是说明三年自然灾害时，我们城里人（农村可能更差）吃得还没有奥斯威辛里吃得最好的囚犯多。
[2] 随着战争临近结束，达豪、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犯人卡路里摄入量急剧下降，平均只有五六百，只有人生存所需最小量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国三年灾害的城市人和这个时候的纳粹集中营相比，我们吃得还算不错。
[3] 不管是和哪个集中营的哪个时候相比，如果韩素音所说不假（考虑到她的亲共立场，所报数据即使不是浮夸，也应该不会低报），那么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城市人口日摄取卡路里量都在2K之下，即使偶尔比集中营强，也强不到哪里去，而且远低于一个正常劳动者每日所需要的4,238卡路里的摄入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