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之秋◇虫子的冬天◆

It’s Rodney who helped to organize this TEFL forum at Neusoft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a school having inexhaustible funding but meager faculty and moron students.

The gothic-styled tower, among other post-modern complex buildngs, impressed me. The host also invited us to dine in a buffet canteen for FREE.

London has no free meal, but Neusoft does. One presenter stinks for his poor communicative skill and inert mannerism. A female presenter from India did a good job and she is rather animated and passionate. But who gives a damn?

I am still reading my unfinishable Updike. I couldn’t agree more with Rabbit, who rightly said, “the World is shitty and I am a part of it.”

大赞一下。今天whisper和KGB的辩论应该大有看头。

cc原文《观< 意志的胜利>》
KGB回帖 1 2
whisper回帖 1

其实，我基本上认同KGB的观点。民族主义的兴起在欧洲其实是很晚的事情，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才开始。这是很标准的学术观点。在1800年之前的欧洲人们认同的是地区、皇室或者家族，而不是nation。真正出现nation-state是后来欧洲君主从商业革命中强大后，为了巩固统治而建立的。

但这种标准的学术观点并不是不可挑战的金科玉律。事实上，反例也相当多。比如在南美、美国独立战争和不列颠，nation-state的认同和形成就早于欧洲大陆。民族主义的真正蓬勃兴起是在20世纪的亚州，最典型的一个国家就是印度。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民族主义的催化剂，催生了很多新兴国家。

回到凝聚力的强弱问题，我觉得你们二者的分歧非常正常。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极端富有争议的话题，不同的国家地区对此有完全不同的解读。而民族是否是最具有向心力的一种力量这也应该因地、因人、因文化、因宗教而异。从某种程度上说，KGB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民族不是最核心的凝聚力，而鸵鸟完全也可以举出相同数量的例子来证明民族就是最核心的凝聚力。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单向度的问题。

穆斯林世界的那种维系和认同显然不是鸵鸟所说的血缘这一种因素来维系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巴基斯坦人愿意去伊拉克打仗了。同理，你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历史上会有那么多次十字军东征，迢迢万里，就是为了去解放一个和欧洲毫无经济贸易往来的小城市耶鲁撒冷了。更无法解释的反例还有梵蒂冈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因此，nation不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除了nation-state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它形态的国家，奥匈帝国就是其中之一。在帝国强权鼎盛（如英帝国），或者宗教力量强势存在的地方（如穆斯林世界，曾经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民族显然是第二位的。

但是在一个宗教感淡漠、从未形成过国教的地方（比如说中国），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nation-state就更多的是依靠民族认同感来维系。我不同意把文化单独抽取出来作为和民族对立的选项。事实上，民族主义鼓吹的正是文化同一性（对神话体系、文学文字、历史习俗的共享）。中国是一个历史上较为孤立、静态、稳定的文化，语言文字统一得很早，不像法国或者英国，更容易依赖于共有的文化而凝聚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讨论nationalism的时候，比较稳妥的办法还是对该词做进一步划分，问问which one。英文维基上对这个问题有非常非常清晰的总结，我仅把它对民族主义的划分载录如下：

1)Civic nationalism。它的意思是，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依赖于它对公民意志的表达和实现，即卢梭所谓的社会契约论。

2)Ethnic nationalism。这个就不用我解释具体意思了。现代的种族民族主义深受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的影响，正是他提出了Volk的概念。种族民族主义已经成了目前民族主义的主要形态，甚至已经成了nationalism的代名词。而Anthony Smith则是把该种民族主义作为和欧洲民族主义的对立面来使用的，因为欧洲主要是依据地缘来划分，而不是民族。

3)Cultural nationalism。这就是按照文化的共享来获得民族／国家认同。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有众多少数民族，却没有激烈的民族冲突（像印度那样）。虽然与台湾在地域和政治上割裂，也并非种族认同，更多是靠文化来维系。

4)State nationalism。是civic nationalism的变体。例子是土耳其。

5)Religious nationalism。爱尔兰的民族认同就和天主教有关系（如圣餐变体，如圣母崇拜）。当然，还有印度和印度教之间的强联系。

6)Diaspora nationalism。散居在美国的犹太人、穆斯林、华人或爱尔兰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感。Benedict Anderson认为这是一种虚幻的基础。因为他们只是希望体验一种民族联合，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意向离开寄居国。

7)Romantic nationalism。这是浪漫主义时期兴起的一种思想，认为国家民族的延续应该顺其自然。格林兄弟收集的德国童话就是一个例证。

其实写了这么多，我想已经很清楚的是：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heterogeous的东西，具有不同的形态和内涵。以血缘为基础的民族／种族并不是维系国家的唯一凝聚力。其重要性因区域和时期而异。

10月1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发表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政府文告。全文三万多字，重点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主张。

10月19日，人类文明史上最好的一部开放式电子百科全书网站被大陆当局封禁，这已经是维基网站继去年来第二次遭到如此处罚。当时维基网站得以解封，但这次却是凶多吉少。

如果说中文维基上有某些敏感词条所以让金盾盯上，那还情有可原。虽然中文维基对词条也进行检查复核，虽然他们已经尽量做到中立，但无奈无法按照某党的要求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果真如此的话，大陆用户认了，你把中文维基封了得了，反正那里词条很少，我根本从来不用。但是请问你们为什么要封杀银河系有史以来词条最丰富、功能最强大的英文维基？

它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了70多万词条，将近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哥伦比亚百科全书》的十倍。而线上的这两本经典百科全书是收费的，英文维基是完全彻底的免费的。哈罗德.平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英文维基只需要八分钟就更新了该词条。巴金去世，英文维基只用了半天就更新了该词条。它不仅彻底的免费，而且是开放式的社区，人人可以编写修订词条。这正是最彻底的体现了互联网的精神。

因此，维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网站或者百科全书了；它已经成为了一项负薪传火的文明工程。因为工作的缘故，我每天都需要花很多时间在英文维基上查找很多资料。而维基能提供的甚至不仅仅是词条的解释，它还提供了外部链接，能够为你进一步研究该专题提供方向。对于一个没有时间穷尽书本的现代人来说，维基成为了我们健全知识体系、开阔视野的最好帮手。它不像Google提供那么海量的匹配结果，但是它也决不提供Google那么多的无关信息和歧义数据。

它比Google更加懂得我们需要什么。

然而从2005年10月19日开始，大陆同胞将无法和世界一道分享这个宝贵的文明成果，我们将不得不借助各种各样不方便的反封锁软件才能重新访问到它。

一塌糊涂倒掉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去那里；水木清华被接管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混在别处；紫丁香被阉割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正号想戒网；Blogsome被封杀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可以把博客搬回到MSN SPACES。而今天当维基被当权者粗暴封杀时，我想日某人的大爷了，因为我们中国人甚至被剥夺了浏览百科全书的自由。

一个关于良心的符号

它的意义在于
为一个谎言泛滥的国度
提供了一份关于诚实的证词

它无关宏旨 效力甚微
因为 忏悔并非常态
因为 可耻依然盛行

它以生的方式死亡着
屈辱的缄默 延亘百年

再也没有比这个更令人畅快的死亡了
当谎言坠地 它终于升入了天堂

谨以此诗献给巴金先生。2005年10月18日。

我无意扮作愤青，质问“神六射了，中国老百姓爽了吗”这样略带荤味的问题。200亿人民币一艘宇宙飞船和一年6000亿的公款吃喝比起来实在是不算什么。如果这钱不搞载人航天，也不可能投入到义务教育和全民医疗当中。对此，我保持着起码的清醒，并不会和政府在这里胡搅蛮缠。

只是这次金秋十月，全国新闻宣传机器在央视的带动下，开足马力，对“神六”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和炒作。宇航员还没落地，这边已经要发行首日封了，而且据说清华大学航天工程学院还对天上的聂海胜和费俊龙发去了直攻博的邀请。胡主席一手举着电话，一面正对着众多闪光灯和摄像机，一字一顿的说“费俊龙同志，聂海胜同志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地问候”。那是我这辈子看到的最滑稽的打电话场面。

更耐人寻味的还是美女主播王灿今天对飞船回收的设计师进行的采访。当时科学家谈到这次飞船的降落伞采取了双重脱伞保护，避免出现联盟号飞船降落时主伞和备用伞缠绕的事故。于是王灿立刻点了点头，总结道，“也就是说我们飞船的降落伞已经超过了俄罗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设计师顿了一下，有点被这莫名其妙的吹嘘弄窘了，只好老老实实地说，“我们是借鉴了他们的经验”。后来谈到美国航天飞机的着陆方式时所用的降落伞时，我们的主持人明显气短了很多。他们的用不着我们那120米长的降落伞，因为人家是自己飞下来的。

纵观整个转播和宣传，这样过度阐释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羞于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宇宙飞船不过是别人美国和前苏联四十年前的技术，欧洲和日本不是没有能力和技术搞载人航天，只是他们无法说服议会和纳税人来拨出这么一笔巨款。

晚上的时候打开搜狐，看到首页推荐写――美国《时代》周刊：太空竞赛 中国2比0领先日本。里面注明转自中国新闻网，而中国新闻网是转自香港文汇报。多年阅读外刊的经验告诉我，这里面一定会有猫腻。虽然中国官方宣传机构一直非常在乎美国权威媒体对祖国伟大成就的看法，但《时代》这样的独立杂志是不可能写出这么一片热情洋溢的报道来讴歌我们的航天技术。上次在澳大利亚的新闻网站看到关于神六的报道，标题竟然是“如果神六坠毁在澳大利亚，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首先怀疑《文汇报》是否有此文。于是我登陆文汇报，果然首页有这么一个新闻，标题也没改。看来错怪了一贯乱改新闻标题的搜狐了。然后我登陆到美国《时代》的网站，查询了最近一期的内容，果然发现了一篇相关文章，标题是“Asia’s Space Race”，很中性，看来是文汇报篡改了人家的标题。想到文汇报作为中央政府在香港特区的“党报”喉舌地位，我也就见怪不怪了。

可是当我比照原文和翻译的时候，我有了更多的发现，也不禁佩服起文汇报记者的新闻裁剪艺术。特摘取两段，对照原文，以飨读者：

[A1] 中新网10月16日电 香港文汇报转载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说，太空胜利可象征性地证实这么一种说法：中国才是亚洲真正的经济与技术强国，这一地位上个世纪多由日本占据，并不愿拱手相让。现在的问题是，随着“神舟六号”载人飞行任务即将圆满完成，中国的太空优势已是2比0，日本会不会如美国人一样，在前苏联首颗人造卫星上天时如梦方醒般，为了国家荣耀而奋起直追，还是继续将大量资源用于地球上更实际的优先领域中。

[A2] As an authoritarian state, China has a distinct advantag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not only controls the space program, it also controls the media, which plays up the supposed benefits of space exploration while concealing the size of the tab for this grand adventure. But to Beijing, the prize is worth the price: symbolically, a victory in space would be a rousing validation of its increasingly credible claim to be Asia’s true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a status Japan has boasted for most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is loath to cede. The issue now, as China prepares to increase its advantage in manned space flight to 2-0, is whether Japan will soon experience a “Sputnik moment” and feel it has no choice but to redouble its efforts as a matter of national honor whether it will continue to dedicate the bulk of its vast resources to more practical priorities here on Earth.

[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原文这一段出现在最后，但是译文将它提前到首段，并省略了原文作者前面几句话。我稍微翻译一下，大家就知道作者的原意和为什么要省略的原因了。“作为一个集权国家，中国有明显的优势。中央政府不仅控制了太空计划，而且还控制了媒体。媒体夸大宣传了太空探索的所谓好处，并隐瞒了这项巨大冒险所带来巨额账单。但是对北京来说,这样做很划算……”

[B1]而日本对太空计划的态度却矛盾重重。不知道是否因为其经济强国的地位受到长期及痛苦的打击后民族自信受损，还是出于成熟及理性的思考：不愿被拖入这种浪费的、最终毫无意义的竞赛中。很多日本人质疑，扩张太空计划带来的科技与经济好处是否值得所冒的风险及巨额开支。日本《航空周刊》记者关川说，“2025计划”每年要花掉25-28亿美元，而目前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预算是18亿美元。他认为目前无意太空计划的政府不会支持增加预算。

[B2]In Japan, attitudes toward space travel remain more ambivalent. It’s an open question whether this is a sign of the nation’s lingering lack of confidence after a long and painful hit to its status as a global economic power, or a mature and rational reluctance to get dragged into a wasteful and ultimately pointless race. It may wound Japanese national pride that China has pulled ahead in such a technologically complex field, but in Japan, many question whether the scientific and economic payoff of an expanded space program justifies either the risks or the expense. According to Eiichiro Sekigawa, Japan correspondent of Aviation Week magazine, if Japan implements every initiative outlined in Vision 2025, it will cost $2.5 to $2.8 billion a year, compared with JAXA’s current budget of $1.8 billion. Sekigawa doubts such increases will find much political backing. “The government doesn’t seem that interested in space at the moment,” he says. Johnson-Freese of the U.S. Naval War College sees no evidence that Japan will commit the resources needed to chase China in space: “Technologically, everyone understands that the Japanese could pretty much do whatever they want, but it’s the politics that get in the way.”

[注] 这里省略了后面一段话。我翻译如下：美国海军作战学院的Johnson Freese认为，没有证据显示日本会花费所需资源去在航空领域追赶中国。“从技术上说，每个人都明白日本几乎可以做出任何想要的东西，但是阻挠因素是政治。”

总的来说，文汇报的翻译将一篇原本不偏不倚的外电报道裁剪成了讴歌中国载人航天的颂歌。我们刻意省略了原文作者的两个重要信息：

[1] 中国航天是依靠集权制度取得了巨大的资源从而得以快速发展，但是媒体本身是被操纵的，对宇宙飞船技术本身的落后性和昂贵性没有进行平衡报道，只是把它当成了政治工具。

[2] 日本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载人航天，但是日本国内担心这项技术会被用于军事用途，所以根据日本战后宪法，议会并不支持对载人航天进行过大的投入，只是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其它民用科技领域。

洗脑和欺骗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完成的。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案例分析罢了。

Ridley Scott这部2005年5月公映的新史诗电影并没有给他挣来比《角斗士》《黑鹰坠落》更大的声誉。相反，倒是给他惹来了一些意料之中的麻烦：在摩洛哥的片场他收到了穆斯林的死亡通缉令，只得在摩洛哥部队的保护下进行拍摄；在英国学术圈影片还没公映就惹来了剑桥历史学家Jonathan Riley-Smith的批评，说这个作品就是rubbish和nonsense；在北美电影院，这部投资1亿3千8百万美元的电影只收回来了几千万的票房，如果不是海外票房救市，很可能就血本无归。

Orlando Bloom的演技中规中矩，差强人意。倒是没露脸的麻风病国王的扮演者Edward Norton引来一片叫好声，不知道今年奥斯卡最佳配角有没有他的份。电影中，这个耶路撒冷的末代国王戴着面具，忍受着麻风病带给一国之君的羞辱，遥想着当年16岁作为翩翩美少年打败萨拉丁的辉煌。他的台词不多，观众只能看到他的眼睛，但是那种绝望的王者之气让人不胜唏嘘。值得一提的当然还有萨拉丁。据考证他其实是库尔德人，只是受穆斯林的托付去光复圣城耶路撒冷。影片中他的扮演者、叙利亚演员Ghassan Massoud冷酷无比，《纽约时报》的影评人称赞他“as cool as a high glass of water”。

故事的主人公叫巴利安，是一个私生子出身的铁匠。他追随父亲的脚印去到耶路撒冷，成为了一名骑士，希望能找回自己的救赎，并捍卫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艰难成果。众所周知，历史上的耶路撒冷是一个让宗教信仰挤爆了的城市。历史上八次十字军东征只有第二次达到了目标，攻进了耶路撒冷城，建立了基督徒统治的王国。可是好景不长，萨拉丁（Saladin）的20万军队在大马士革虎视端端，而自己的国王却又罹患可怕的麻风病，时日无多。圣殿骑士（Templar）因为破坏基督徒和回教的关系而惨遭清洗，雷纳德（Raynald）又劫掠了萨拉丁的车队，抢走了苏丹王的妹妹，大战一触即发。萨拉丁大兵压境，而耶路撒冷国王带兵出征，促成和平，但旋即驾崩。好战的国王女婿盖（Guy）夺取王位，冒失出城应战，在Hattin铩羽沉戈。此役是中世纪耶路撒冷的历史转折点，象征着基督徒的永久性溃败。接下来，萨拉丁包围了耶路撒冷城，并与驻守在那里的巴利安展开了血战。这段攻城的连续镜头完全不亚于《特洛伊》，画面波澜壮阔，极具震撼效果和英雄气概。最后萨拉丁攻打三日，终于打破南墙缺口，但是却遭遇顽强抵抗。机智勇敢的巴利安把萨拉丁拉出来谈判，同意交出耶路撒冷，但是条件是保全城里人的性命。考虑到当年耶路撒冷被十字军战士攻克时屠杀了全部回教居民（无论妇孺），这次的和平交接实在是非常具有人道意义。交出赎金的耶路撒冷居民离开了圣城，逃向海边。通行的自然还有巴利安和耶路撒冷女王。有趣的是回欧洲的路上他们碰到了正赶往耶路撒冷的英国狮心王理查德和法国国王。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战果无非是争取到了基督徒和平进城朝圣的机会。而圣城耶路撒冷，再也没有回到基督徒的手中，直到今天。

导演Ridley Scott夸口说本片可信度极高，所叙人物在历史上都有稽可考，电影可以拿来做历史教科书。但实际上，12世纪的中世纪刚刚走出Dark Age不久，历史资料极度匮乏，而Ridley的大部分战争与情感想象都来自于19世纪的英国作家Sir Walter Scott（就是《萨克逊劫后英雄传》或《艾凡赫》的作者），而学术界早就把该人讲述的十字军历史确认为赝品。因此Ridley Scott电影中的12世纪耶路撒冷就和欧洲大陆历史学家的考证相去甚远。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基督徒、穆斯林、犹太人和撒拉逊人之间的关系。Ridley Scott明显是要纠正大家对于阿拉伯异教徒的传统偏见，将他们描写成文明社会，与之相反，那些虔诚的圣殿骑士就变成了嗜血的极端分子，甚至连Guy和Raynald都被不同程度的丑化，将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英雄变成了可耻的反面派角色。这种矫枉过正不能让Ridley Scott的电影看上去更加公正，反而让他和本拉登、萨达姆这些热爱萨拉丁的人物走得更进。其实当时无所谓谁更加文明，谁更加野蛮，东西方都在那里以神的名义烧杀抢掠。而且历史学家进一步证实，巴利安超越宗教和种族带领城里面所有人同仇敌忾抵御入侵，其实是违背历史真相的。

但是暇不掩瑜，当我花两个钟头看完这个电影后，我感觉到的更多是惊叹与沉思，对其评价反而在“Gladiator”之上。中世纪的历史是我阅读的兴趣所在，但是直到看完电影后，十字军东征的鲜活画面才第一次生动在了我脑海里。黄沙滚滚的沙漠上狼烟四起，战旗猎猎。锈着十字架在胸口的圣战士们骑着战马，带着钢盔，挥舞宝剑，高喊 ”主与我们同在“，奋不顾身的冲入百倍于自己的阿拉伯骑兵部队。杀人或者被杀成为十字军战士们的两种命运选择。教皇对天堂和免罪的许诺依然响在耳边，而无数的尸体却横卧在战场等待秃鹰的啄食。导演借巴利安讲出了自己对基督教教宗导演下的十字军的质疑。当巴利安要焚烧尸体的时候有牧师劝阻，担心他们会上不了天堂。但是巴利安说，如果不把尸体烧掉，全城人三天之内就会死于瘟疫，“上帝会原谅我们的，否则他就不是我们的上帝”。原本为了上帝的召唤而来到东方战场的欧洲骑士早就在血腥的杀戮中失去了对宗教的信仰，他们只需要耶稣作为借口，仅此而已。

所谓的”Kingdom of Heaven”，也成了终极反讽，甚至连萨拉丁在被问道圣城的价值时，也意味深长的说，“It’s worth nothing; it’s worth everything”。

突然想说说犬儒主义，并无思路，随便说说。

cynicism目前正有被滥用的嫌疑，很多人写文章把犬儒这样的帽子扣到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说他们犬儒化。乍一听问题不大，仔细一想，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犬儒主义（cynicism）。

什么叫犬儒？像狗一样生活就是犬儒了？很多指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犬儒化的人对该哲学流派的理解就停留在此了。在一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焦大，犬儒》的网络檄文中，作者这么讲犬儒：“犬是几千年来维护主人利益的象征；儒是读书人的一个别称，古代读书人讲究学而优则仕，现代读书人被称为文化人或知识分子，现在的文化人或曰知识分子，对权力与地位仍有着天然的渴望，这种渴望激励着他（她）们上进不息，也刺激着他她们的欲望不断膨胀，一些道德品质较差的人，由于急功近利，慢慢地变得越来越不择手段，寻找、投靠主人，将犬维护主人利益的特性发挥的有过而无不及，以博取主人给予的一些恩惠。由此可见，犬儒这个称号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是再贴切不过的了。”我们很多时候甚至直接把犬儒当成贬义词，等同于说“玩世不恭”，或者“苟且”。

追本溯源，我们会看到犬儒主义的精神实质在戴奥真尼斯那里并不是这样的。

犬儒首先是强调通过自我满足（self-sufficient）从而实现自身的快乐。而苏格拉底认为个人善德（virtue）的实现就能带来满足和幸福， 而和你的贵族背景或者家庭财富没有关系。这样一来，犬儒者极度鄙视对物质财富或者名利虚荣的追逐， 并回归到动物的自然状态。在世人的鄙夷目光下，他们寄居在木桶里，乞讨食物，翻垃圾桶，露大屁股， 在狗一样的生活方式里找到心灵的牧场。

犬儒还主张回归自然，因为他们认为可耻的是人类的自相残杀和贪婪嫉妒，并不是狗那样公开撒尿或者交配的生活。人类以狗为耻，其实是虚伪的体现，因为他们比狗更加可耻。狗在希腊语中也不是褒义词，因而犬儒们无疑是在颠覆这种传统的价值观。

犬儒藐视一切权威和价值观，这一点最容易被后人曲解，于是便成了“玩世不恭”。甚至在徐贲那篇著名的网络雄文《大众民族主义、新民粹政治和后现代犬儒主义》也指责犬儒主义者是缺乏道德的，是民间与“民粹主义”同流合污的反智主义。但实际上犬儒主义并不是简单的在对社会的所有问题说“不”，他们身体力行的实践态度其实是最宝贵的启蒙资源。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在被戴奥真尼斯怠慢了以后，告诉身边人：“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最想当的是戴奥真尼斯。”这个来历不明的趣闻其实特别有意思，它说明亚历山大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当戴奥真尼斯对世界宣布“我是狗”的时候，他其实和亚历山大说“我是亚洲的王”一样豪气干云。

因此犬儒真正意义上是不能称之为“主义”的，他们甚至不是哲学家，因为他们根本就反对哲学或者其他一切形而上学的空谈。他们只相信行动。而且和中世纪的苦修僧侣不一样的是，他们绝不遁世；和那些后来的经院哲学家也不一样的是，他们绝不脱离群众。他们主张回归自然，但是他们没有圣方济会或者西多会那样把修道院建在与世隔绝的地方的打算。他们坚守城市，他们坚守街头，他们让所有的希腊人都看着他们在白天打灯笼寻找诚实。他们这种看似乖张和极端的行为艺术实际上体现了最深刻的社会责任感和此岸关怀。

所以，如果要学胡平先生那样用“犬儒”来批判八－九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懦弱、假面和虚伪，请谨慎使用犬儒两个字。因为此犬儒非彼犬儒。希腊哲学中古典的犬儒是行动的哲学，是对集权和伪善的挑战，是深刻影响了后来巴勒斯坦的John, the Baptist和Jesus Christ的。如果非要使用，不妨学徐贲注明“后现代犬儒主义”，一个完全背离了古代理想主义的犬儒主义。胡平说“犬儒派就从现存秩序的激进批评家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某种共犯合谋”，这句话绝对要加定语，那就是“中国特色的犬儒派”。真正的犬儒，在戴奥真尼斯那里，不是孬种。现在大家言下的“犬儒”，都是“非犬儒”的。

事件的起因是张戎(Jung Chang)的一本新书，和今年十月的”The New Criterion”杂志刊登的一篇书评 Keith:Mao and the Maoist。Keith在书中盛赞这本已经在西方引起轰动的中国领袖传记，说“If any single book in our own time has the capacity to change the course of history, this is it. ”

张戎毕业于四川大学英语专业，后来去英国的约克大学留学，成为第一个在英国取得PhD学位的中国人。后来她嫁给了Jon Halliday，写出了Black Swan，为她奠定了英语文坛的地位。这本传记历经十年写成，其间，她采访了多位在世的毛的身边人，其夫多次奔赴俄罗斯调研，取得了很多珍贵的解禁资料，获得了对于毛和斯大林之间关系的最新学术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张戎还设法得到了杨开慧入狱前写给毛的家信。这些信藏于祖宅房梁上，躲过了战火，一直到1999年才无意中被人发现。

张戎的故事果然是不为人知和触目惊心的。因位国内无法读到该书，单从Keith的转述中，我获得了如下印象深刻的细节：

[1] 延安时期只有一辆汽车，是美国华人赠送做救护车的，结果成为了毛泽东的专车。

[2] 长征途中的重大战役都是虚构的。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铁桥上的枪林弹雨都不存在。当时没有国民党的炮火。

[3] 毛泽东一路都是坐的轿子，而不是和普通士兵一样走路。

[4] 长征的路线是蒋介石设计的，目的是借助共产党来剿灭其它土匪和军阀。毛泽东去陕北，是为了更好接应苏联的援助。

[5] 毛泽东对于三年自然灾难的死亡情况是知道的，甚至是有预谋的。他本人的理想状况是让中国饿死1／2到1／3的人口。只饿死了3千万，主席很失望。

[6] 中国城市居民三年自然灾害时日卡路里摄取量是1200，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囚犯是1300 到1700卡路里／天。

[7]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加紧革命输出和粮食输出。主席在1960年多次对外国友人说，中国没有饥荒。在中国的慷慨援助下，59－61年，在中国河南和甘肃“人相食”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和东德的粮食配额得到了增加。

[8] 周恩来在70年代警告阿尔巴尼亚不要使用中国捐献的飞机，因为它们会在空中爆炸。

◆ 毛在延安霸占唯一一辆轿车的考证 ◆ 证据提供 KGB ◆

王明在六中全会后的一段时期内，似乎并无政治上受挫的明显迹象，但随看毛针对王明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他已完全明白毛的意图所在，只是有口难言，无力还手。1939年春夏之际，当毛泽东携带江青，由两名贴身卫士随从，乘坐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小包车–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前线将士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穿行于延安街道时，人们看到的王明则是形单影只，「时常独自漫步街头，也不带一名警卫，低着头，不发一言地，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 (p159)

延安的重要高干的家里一般都有组织分配专门照顾首长孩子的保姆，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牙刷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长的勤务员也由警卫员兼任，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 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和他们的家属沿着延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们也不难看到首长派来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已早早守候在各学校、机关的门口。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至于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枣园戒备森严，明哨、暗哨密布，非邀不得靠近，这更是公开的秘密。1942年春，毛泽东派李卓然登门邀请塞克到其住处谈话，被塞克拒绝，理由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泽东吩咐撤去岗哨，塞克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 这一切在王实味和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的眼中，全都成了背离革命道义原则的有力证据，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义愤和不平等感。(pp195-6)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华

◆ 长征途中飞渡泸定桥的考证 ◆ 证据提供 discord等 ◆

总攻在下午4点开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22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12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三连长王有才率领的第三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我们挡在桥上，用火力消灭我们。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住了。

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22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洪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冲在前面的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往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们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去。巷战在街口展开了。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22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严重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三连冲进去了，接着团长和我率领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进了城。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一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黄昏，我全部占领泸定城，牢靠地控制了泸定桥。

质疑1：

想必这是大家上小学时耳熟能详的一篇必读文段吧.小时候看到此番描述便心存疑问,我的老天,”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我考!就靠这么几个人就能一边”英勇地冲锋陷阵”,一边踩着一寸粗的铁链铺桥?那22个人每个人只带了一块木板,他们铺桥的时候是怎么轮番前进的?木板往前移动的时候,后面的人脚往哪儿挪?

“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烧起冲天大火。”仗都打到这份上了,还有闲功夫放火?傻子也会知道在城门里埋伏几个人手,你再英勇无畏也冲不进来吧?

“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22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我和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洪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

我考!英雄们都是顺风耳吗?都几百米开外了,还能在炮火声中接受到对岸的”最高指示”!

所以我的结论是,飞夺泸定桥?神话而已,做梦都别想!

质疑2

关于“飞夺泸定桥”的事实真相的一点想法

最近看到很多朋友在谈论红军长征的时候飞夺泸定桥是否是真实的，谈一点我的看法。

我曾经做过几年老师，也曾经给我的学生提过一个问题，当年国民党为什么不直接炸掉泸定桥呢？因为从历次战争和纯粹军事角度来讲，要阻挡敌人的进攻，炸桥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办法。但是为什么国民党部队没有这么做呢？这也是我多年以来一直的一个疑惑。退一步讲，即使没有炸桥，22个人从13根铁链上爬过去（注意，是爬，不是跑），本身难度就很大，更不用说，对岸还有敌人的阻击。因为从军事角度来说，只要对岸一挺机枪，2，3个狙击手，过桥就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了，更不要说对岸有2个团的兵力（课本上说的），最后居然有18个人活了下来。我觉得可信度不很大。

要想考证这个问题，首先要从9－18事变说起。31年，9－18事变爆发以后，蒋介石下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致使半年的时间，东3省沦陷。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当时蒋介石刚刚统一中国，统治非常不稳定，而且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根本不可能单独和日本打一场全面战争。国际形式方面，世界性经济危机还没有过去，纳粹在德国还没有上台，第2次大战的欧洲策源地和亚洲策源地还没有形成，中国在国际上根本得不到任何支持（这一点从当时国联的表现上就可以看出来），所以蒋介石选择了暂时的退让。但是到了37年，情况就有了变化，首先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非常稳固，36年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全国上下一致支持蒋介石，反对张杨就是很好的证明。以致于GCD也不得不逼蒋抗日。第二，中国经过了10年的黄金发展，经济，军事，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组建了德装师，可以有一定的能力和日本一战。第三，国际形式上，大战一触即发，蒋介石看准了英美必然参战，所以他把宝押在了英美身上，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理论。毅然在上海命令国军主动进攻日军，组织了凇沪会战，把日本拖进了全面战争。

但是从31年到37年的这段时间里，蒋介石也一直没有闲着，他也在一直做着和日本打全面战争的准备。蒋介石曾经说过，中国18个省，丢了15个都没有关系，只要川，滇，黔西南三省还在我的手里，中国就是我的。当时蒋介石就意识到西南三省将来就是中国的大后方。所以抗战开始，国民政府一牵武汉，再牵重庆。这也是蒋介石早就计划好了的。问题是，31年的时候，蒋介石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他实际能控制的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5省，山东有韩复榘，山西有阎西山，两广有白崇禧，李宗仁，云南有龙云，四川有刘湘，贵州有王家烈，江西还有GCD。因此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安内，GCD当然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但地方军阀有何尝不是呢？

所以蒋介石先后依靠地方和自己中央军的力量发动了5次围剿，在红军开始长征以后，还亲自到达成都来组织对红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一方面当然是想消灭红军，另一方面也是在消灭西南三省的地方军阀，（这一点在中央台拍摄的电视剧《长征》中有所表现）面对蒋介石的这种进攻，西南三省的地方军阀自然也心知肚明，因此刘湘就说过，如果红军只是路过，我们就让他过，如果红军要是驻下，就赶他走。而红军此时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追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想摆脱蒋介石的追赶，对于这些地方军阀，自然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这也就造成了红军有可能和地方军阀沟通，甚至是讲和的可能。不要忘记，朱德在西南三省的影响力，在西南三省的地方军阀的眼里，朱德也算得上是老前辈了。

当时守卫泸定桥的部队，既不是蒋介石的中央军，也不是刘湘的军队，而是四川的另外的一个军阀刘文辉的部队。刘文辉何许人也？他就是四川大地主刘文采的哥哥，此人从抗战时期便开始和GCD合作，1949年PLA兵临城下的时候，刘文辉帅部起义，解放后做了林业部长。而红军过泸定桥的时候，也正是刘文辉最失意的时候，一方面，蒋介石想解散他的部队，另外一方面，刘湘也一直在压制他。敌人的敌人自然就是朋友。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自然也就成为了他可以团结，可以合作的对象了。

因此，综上所述，飞夺泸定桥最有可能的真相就是红军和刘文辉本人答成了某一项协议，刘文辉象征性的抵抗一下，实际是放红军一条生路，以待日后相间。而对老蒋也有了一个交代。否则的话，我真想不出来，红军怎么会打下泸定桥，而国民党为什么不炸桥呢。

政治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欢迎大家拍砖。吕克转自青岛新闻网社区

我的总结

上文也印证了张戎的说法：长征并没有那么多的悲壮战斗，实际上路线是蒋介石设计好的。有三条路，堵上两条，让共产党只能走一条。而蒋介石这么做的原因其实是，希望借共产党的行军，消灭沿路不受他控制的军阀和土匪。

◆大饥荒和集中营卡路里摄入的考证◆ 讨论者：我和KGB ◆

［KGB］

大多的纳粹集中营日卡路里量都不足一千左右；有时候更低；华沙犹太人区(the Warsaw Ghetto)一度的供给量是300左右，所以造成大量犹太人死亡。Dachau大约就是500到800，条件比东方的集中营好得多，而且Dachau并不是死亡营。Auschwitz一般人入营后的平均寿命只有不足三个月。(注意，这些寿命不足三个月的人已经是被挑下来工作的精壮劳动力。) 说中国城市居民日进卡路里量比奥斯威辛还低，这是难以置信的。

这个数据根本就是有违常识。如果这里资料出问题，别的也不能保证。这给人的impression是：他们为了生动地证明自己的case，不负责任地引用数据。以下的学术文章引用了两个数据来源，说明纳粹集中营的平均日卡路里是500-900。奥斯威辛是死亡营，死亡的无论是绝对数目还是相对比率都高于其他集中营。

“Former prisoners in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underwent even greater food deprivation. The mean daily calorie intake in concentration camps has been estimated at 500-900 calories (Keys et al. 1950; Eitinger, 1961)” (p463)

Cited from A. FAVARO, F. C. RODELLA and P. SANTONASTASO, “Binge eating and eating attitudes among Nazi concentration camp survivors” in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00, 30, pp463-466. Print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c) 20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urce: Eitinger, L. (1961). Pathology of the concentration camp syndrom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5, 371-379.

Keys, A., Brozec, J., Henschel, A., Mickelsen, O. & Taylor, H. L. (1950). The Biology of Human Starv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inneapolis.

［我］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a major food source for the urban population became the “food substitute” chlorella, a disgusting substance that grew in urine and contained a little protein. In the countryside, starving Chinese peasants were reduced to eating bark and compost and, in Anhui and Gansu provinces, to cannibalism. In Chinese cities in 1960, the maximum daily intake was 1200 calories, compared to the 1300–1700 calories a day fed to the inmates of Auschwitz.

上文出自我刚才转的Keith的书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数字并不清楚是否直接来源于张戎的书。也许只是Keith本人的错误补充？你手头能看到张戎的原书吗？可以核实一下。而且中国自1960年后就没有对外公布统计数字，一个集中营的囚犯的卡路里摄入好计算，只要查监狱的原始管理记录就可以了。一个国家的几万个城市的居民卡路里平均摄入量是如何得出来的？按照粮食配额换算的？城市居民是自由人，应该还有其他的食物来源。各个城市的情况也应该很不一样。比如沿海城市基本就没人饿死。大海不会歉收。

［KGB］
这种什么统计国内城市人卡路里日取量的数据我根本不信，写书评的人也不会抄错，因为是数据和事实，会特别核差。

［我］
不知道张戎原书中这样的数据是从哪里引用的。这样的破绽太多，会直接导致读者对于两位作者科研能力和学术态度的怀疑。采访中提到为了核实数据和资料，该书作者多次去俄罗斯调研，并对书稿进行了多次修改。怎么会犯这么简单的错误呢？如果当时中国的城市人吃的比奥斯威辛还差，那就不是饿死三千万那么少了。

［KGB］
Jon Halliday去俄罗斯调研，从解密前苏联秘密档案里能看到关于中共与苏/共产国际关系的档案，但不能保证别的领域的资料是正确的。John Halliday本人也不是研究中国的。

［我］
有些新发现。搜到了一篇发表于今年六月四日的文章。出版信息如下：Putting the ghosts to rest John Weston. The Spectator. London: Jun 4, 2005.Vol.298, Iss. 9226; pg. 34, 2 pgs

文中有如下一段，可与Keith的文章相互印证。两篇文章都是关于张戎的书评。

Based on death rates from Chinese demographers, these authors say that close to 38 million people died of starvation and overwork in the four years 1958-61, 22 million of them in 1960 alone. These magnitudes were confirmed by Liu Shaochi to the Soviet ambassador at the time. During the first two of these years, Mao actually exported millions of tons of grain, to pay for industrial and defence hardware. The regime apologist Han Su-yin stated that Chinese urban housewives (NB, not peasants) got 1,200 calories a day in 1960: presumably she was unaware that this was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e daily intake granted to concentration-camp labourers at Auschwitz. At times of shortage Mao, an ignoramus on economics, simply issued the order ‘Educate the peasants to eat less.’

可以见到，1200卡路里的数据原始出处在韩素音那里。但是，这是否真的比奥斯威辛还低呢？KBG给出了反面的证据。估计张戎也是引用的韩素音的数字。

［我］

另一处证明集中营卡路里摄入量低于1000的文献：

The calorie intake was variable but quite low. It ranged from 533 calories per day in Dachau in the spring of 1945, to 800 per day in the last year of the war.

Adolescent Genocide Adolescent Psychiatry, 1998 by Sugar, Max

但是还有反证，说明张戎的数据的真实性，即高与1200：

Activity B-3

Calorie Comparison

It is estimated that a full-grown adult who lies in bed all day needs an intake of 1,748 calories just to survive. A laborer requires 4,238 calories per day.

In Auschwitz a laborer was allotted 1,700 calories per day. Towards the end of the war that amount dropped to 450 calories per day.

这些数据说明：

[1] 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囚犯的等级和用途也不一样，需要做工的laborer每日的卡路里摄取量可以是其他囚犯的三到四倍。因此张戎讲1700卡路里并不算错误，因为这只是说明三年自然灾害时，我们城里人（农村可能更差）吃得还没有奥斯威辛里吃得最好的囚犯多。

[2] 随着战争临近结束，达豪、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犯人卡路里摄入量急剧下降，平均只有五六百，只有人生存所需最小量的三分之一。如果中国三年灾害的城市人和这个时候的纳粹集中营相比，我们吃得还算不错。

[3] 不管是和哪个集中营的哪个时候相比，如果韩素音所说不假（考虑到她的亲共立场，所报数据即使不是浮夸，也应该不会低报），那么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城市人口日摄取卡路里量都在2K之下，即使偶尔比集中营强，也强不到哪里去，而且远低于一个正常劳动者每日所需要的4,238卡路里的摄入量。

粗读了两遍，觉得文章硬伤很多。前面立论时说“在我看来，不是缺少自由，而是自由的迷失以及由此而来的自由的诅咒”，后面又自己承认“我想问，当代中国人是缺少自由吗？是的，不自由处处可见，强权也是遍地丛生”。如此前后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我就不一一例举了。

我只想谈一点，那就“海盗这个职业被视为自由主义的象征，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情了”这句话的根据在哪里。仅仅因为“海盗在惊涛骇浪和血雨腥风中具有的英雄主义色彩，同时也来自于海盗们大碗喝酒大碗吃肉无视一切权威的叛逆个性”？

如果上面的联系是你自己臆断出来的，只能说明你可能对于自由主义的复杂内涵和演变历史仅停留在望文生义的基础上，或者以为自由主义就是“不顾一切的要自由”。 Oliver Wendell Holmes曾经说“对言论自由最苛刻的保护也不会允许有人在剧院里恶作剧般的高喊起火了”。Isaiah Berlin又讲“狼的自由就意味着羊的死亡”。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直到现在的政治自由主义，从来没有一个自由主义者说不要政府，不要法律。正是因为如此，自由主义才和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相区别开来。

李敖讲“现在我们要放弃自由主义，换中共的宪法”，这其实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狭隘解读。从光荣革命到后来的美国革命，大部分自由主义者都是求诸于立宪政府的。自由主义和宪政不是两个选项，而是母集和子集的关系。我们主张人对自然权利的追求和实现（人身自由、私有财产等），但是同时也强调政府和法律对于社会个体行为的监督和协调。康德更是抽象出一种categorical imperative来作为人权的普世道德基础。自由主义者怀疑政府，认为政府对公共事务和经济的干涉应该有节制和中立，如果给与政府太多国家干预和计划的权力，就将不可避免的走上哈耶克说预言的road to serfdom（奴役之路）。而1944年以后的历史已经雄辩的证明了一个集权的政府会有多么可怕。但是，怀疑政府并不代表不需要政府。事实上，当代的自由主义一直是在“政府干预”和“个人自由”之间进行钟摆式晃动。二战后兴起的福利国家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自由的社会里，依然需要政府去保护弱小群体；否则一个绝望的社会就会抛弃民主，投向独裁专制的怀抱，就像当年的德国魏玛共和国一样。

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困境是一个伪命题。社会贫富差距的增大和“形势大好，人心大坏”并不是“自由市场”代替“计划市场”所造成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中laissez faire (let it act)并没有伴随着“党天下”模式的集权政治的转型，从而造成了司法的不公正和机会的不均等。我们的问题不是自由太多了，太滥了；我们的问题是“自由”仅仅被当成一种手段，充当经济领域的解毒剂，而不是将“自由主义”所包含的“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原则建设成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基石。

附录：LCY的自由的诅咒：“加勒比海盗”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