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一天，我逛到了昆明的新华书店，刚上四楼文学柜，就看到了那里贴满了《迷藏》的大幅宣传海报。图中，小四赤裸着上身，侧躺在草堆里；闷骚的乱发、暧昧的眼神、忧怨的乳房和瘦弱的身板，让这个80后的当红作家性别模糊地不可救药。我叹了一口气，想到余华说过的一句尖锐评语：“当下的中国文坛不是在用内心写作，而是在用内分泌写作。”正想摇头走开，却突然停了下来，问营业员：“有余华的《兄弟》吗？”还好，昆明没有让我失望，在不远处，整整齐齐的摞着一堆新书，封面上两个向上仰望的男性脑袋重叠在一起，正是我要找的余华新书《兄弟》，一本让读者苦等了10年的小说。
之前读过中青报的访谈，余华说这本书的灵感是2004年才找到的。之前，他是把自己关起来认真听了好几年的古典音乐，写了些零散的音乐随笔登在《收获》上；后来的五年他一直在写一部“望不到尽头的小说”，要搞“一个世纪的叙述”，但终归还是因为力气不济而辍笔。这本40万字的《兄弟》余华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就脱稿了，可以想象那种灵感奔涌的快感一定妙不可言。他最得意的段落是李兰从长途车站等宋凡平，能浓墨重彩的写了六七万字还不忍撒手。
这一细节至少为我们阅读该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兄弟》无意成为《红楼梦》那样精雕细琢的伟大作品，因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在书商的一再催促下，很难相信余华还有多少时间来严谨地锤炼语言。而且，很令人奇怪的是，上下册竟然分开出版；《兄弟》的下册据说要明年的某个时候才能读到。也许在文学类的书架上，只有余华才能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和胆量，不等到另一半定稿，就将半部作品付梓印刷。原本有人称赞余华耐得住寂寞，能十年磨一剑，但现在看来，倒是急功近利的嫌疑更大些。
果然，书刚出来，一些评论家就迫不及待的宣布余华终于证明了自己的江郎才尽，说“这本书离畅销书排行榜首位很近，但是离伟大还很遥远”。另有一些人竟然从读完第一页就宣布了《兄弟》的失败，说不敢相信余华居然能容忍“俄罗斯联盟号飞船”这样的恶俗字眼出现在首段，还严肃的指出地球是不可能“展开”的。一个刚暴得小名的80后网络写手在看完前两章后，甚至说余华两万字“只写了五个屁股和一小撮阴毛，有什么意思，还不如看三级片”。当然严肃的评论也是有的，《十月》的主编就对余华饱受非议的开篇赞赏有加，认为它占据了叙事的高点，让余华接下来的书写更加游刃有余，信心百倍。
从余华的自述来看，本书的意图非常明显：他要通过讲述文革前后两个家庭的悲欢离合，用两个再婚家庭的兄弟作为叙事主线，将如同中世纪般黑暗压抑的文革，与当下物质至上、道德沦丧的社会连接起来，完成关于两个时代的宏大叙事。我们民族的独特性在于，我们用四十年时间完成了欧洲四百年才完成的文化转型，其冲击力和破坏性当然也强甚十倍都不止。虽然比不上原来设计的“百年叙述”来得大气磅礴，但余华这次是对于当代中国现实历史的“正面强攻”，也绝对是勇气可嘉的鸿篇巨制。
上半部讲述的就是李光头、李兰与宋钢、宋凡平在文革中的惨痛遭遇，从林光头在厕所偷看女人屁股起笔，讲到他被赵诗人抓获，然后不以为耻，反而用其中最美的一个屁股作为谈资，四处贩卖交易，白白吃了56碗三鲜面条，读来让人忍俊不禁，感叹余华的坏劲。第三章开始了倒叙，同样用“屁股”过渡，补述了李兰的丈夫如何因为偷看女厕而掉进粪池溺亡，而丧夫的李兰又是如何认识了高大英俊的丧妻教师宋凡平并结合在一起，成就了李光头和宋钢的兄弟缘。从李兰去到上海治病开始，小说陡然变得血腥起来。余华开始放慢叙事节奏，将宋凡平被批斗后的三四个月作为书写的重点，尽管不时用兄弟俩调皮捣蛋、抱着电线杆寻找“性欲”、卷裤脚抓虾等细节来舒缓读者的紧张，却又在宋凡平逃出仓库，打算上长途汽车接妻子回家的时候，恶魔般地将宋凡平被红卫兵殴打致死的惨景加以详细的描摹。零度情感的叙事是余华最擅长，他再一次在《兄弟》里向大家证明了自己血管里流淌的“不是血，而是冰碴子”。并不知情的李兰从上海返回刘镇，等待她的却是丈夫的暴尸街头，她藏起眼泪，坚强地将丈夫收尸下葬，让全书在血腥高潮后，再次升华到了情感的高潮，涤净了前几章“屁股事件”带来的粗俗和荒诞。最后，《兄弟》的上册以李光头再次出卖林红屁股为代价，为母亲扫墓改造了一个专用板车，并以母亲逝世下葬来终结全书。
单从这上部来看，读者完全不用担心余华的江郎才尽问题。余华在这部小说中，再次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成长体验中，虚构的“刘镇”直指他生长的浙江海盐，甚至连故事中的牙医都闪烁着他早年的经历。余华采用了《在细雨中呐喊》的儿童／少年视角，加入了《活着》中纯粹零度的冷静叙事和生死追问，并重现了《许三观卖血记》中黑色幽默和人间真情。可以说，《兄弟》是一部很“余华”的书，不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也保留了余氏特有的文学品质（屠格列夫般的简洁，海明威般的冷酷，福格纳的深遂，和卡夫卡般的荒诞）和文学追求（“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从文学技巧上来说，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余华如他所声称的那样，放弃了对“形式的激情”，不仅采用近似白描式的语言，而且在叙事时间和角度上不再采取先锋的姿态，一切都回归最原始的线性时间和最简洁的叙事方式，用最短的路径、最少的形容词、最粗糙的词语直抵小说主题的内核。那些看惯了莫言的花哨技巧和王安忆的华丽叙述的读者，恐怕会难以接受这其中的变化，并感叹为什么在《兄弟》中读不到《在细雨中呐喊》的诗性叙事和结构韵致。从个人的阅读审美来说，我欣赏余华的这一改变；对于叙述技巧和叙述语言的扬弃，对于余华这样眼里只有海明威、福格纳、卡夫卡的天才作家来说，是一个必然的发展。如果你读过《太阳照样升起》，你一定会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看《兄弟》时无法自抑的泪流满面了，你一定会认同余氏语言的力量。
虽然这并不是余华第一次直面文革的写作（早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就有很活灵活现的批斗细节，当时许三观还给被诬陷为妓女的妻子送饭），但《兄弟》对文革的强攻程度和思考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和以往一样（如《活着》），他依然是用小地方、小人物作为掩护，来讲述大事件、大感情。文革不仅仅是荒诞的口号演出，更是血淋淋的暴力屠杀。有名有姓的小镇人物（如铁匠、牙医、厨师等）多半是旁观者，真正的血腥施暴者在余华的书中都没有名字，他们可能是你我他，或者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原本普通，未接受过恐怖分子特训的同胞，他们那一代红卫兵的杀人者甚至有可能就是你我他的亲生父亲。
文革最大的悲剧性在于，这个领袖原本为了防止夺权而发动的群众运动，却如同纳粹法西斯时期一样，产生了太多无名无姓的“艾希曼”。他们并不是恶魔（那样会拔高他们的意义），他们只是阿伦特笔下“平庸的恶”的实践者。但正如王晓渔先生指出的那样，“这种‘平庸的恶’最具有渗透性，而且让人猝不及防，像蘑菇一样迅速繁殖在日常生活的表层，最终摧毁世界”。的确，让我们脊背发凉的就是他们，平日的邻家大男孩，能轮流踢打早已奄奄一息的宋凡平，将打断的木棍当成匕首插进宋凡平的腹部，打累了就去大树下乘凉，然后接着打，直到苏妈看不下去了，说了声“别打了，他早死了吧”。他们没有名字，余华只告诉我们是“六个红袖章”。让我们脊背发凉的还有那些屠杀的围观者，他们不仅不施以援手，甚至在李兰跌跌跄跄过来为丈夫收尸的时候，还在一旁高谈阔论当时杀人过程的八卦细节。而那些施暴者们又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曾欺侮过李光头和宋钢的长头发中学生孙伟最后被红袖章当街剪断喉管，曾殴打抢劫过宋凡平的孙伟父亲遭受“肛门吸烟”的非人折磨，最后将钢钉钉入了自己的太阳穴。余华借苏妈的口，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怎么可以这么狠毒啊！”
显然，在余华看来，宋凡平、孙伟父子等人并不是死于简单的政治运动，而是那隐藏在市井生活背后的“平庸的恶”，它不随着文革的烟消云散而离去。文革的罪过可以推给“四人帮”，当年那些杀人作恶的“红袖章”们早已摇身一变成为了声讨“四人帮”的受害者。这才是最危险的。
尽管如此，余华还是给了我们一点点希望，让我们看到“平庸的善”。只是仗义执言的苏妈被整为“妓女”，同情宋凡平的厨师也不过就是敢把面汤换成肉汤而已。唯一没有变质的，在余华那里，只有兄弟、父子、母子、夫妻这样的情谊了。因此，在我看来，余华的《兄弟》少了一些《许三观卖血记》中成年后的乐观，更加逼近了绝望。说到绝望，请容许我把话题转移到音乐身上。
余华在《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中收录了一篇访问，其中他谈到了柴可夫斯基音乐中体现的“绝望”的问题。当被问到绝望与超越哪个更加可取时，余华说是“绝望”，因为它是“一种更加纯粹的情感”，而超越是一种变化的东西。
尽管从爱乐者的角度来说，余华的音乐素养远不如昆德拉来得专业（昆德拉写作之前是职业音乐家，他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有意识的加入了复调音乐的创作技巧）。但是余华的新近作品所受到的音乐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他正尝试用音乐的叙述来体现文学的叙述。音乐的高潮推出和情感的跌宕起伏，都成了余华写作的模仿对象。比如余华曾经惊讶于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会如何结束那个著名的侵略插部。那175次重复的小鼓压迫着每一双耳朵，但是当音乐变得沉重和绝望时，肖斯塔科维奇竟然用一个尖锐的抒情小调结束了这个巨大可怕的插部。这是音乐叙述中“轻”的力量，而余华发现，文学叙述其实也是如此。在跌宕恢宏的篇章后面，短暂和安详的叙述将会出现更加有力的震撼。所以在《兄弟》里面，宋凡平被在结婚时遭到了围殴，但是这样一个高潮的结尾，竟然是用的极其轻松诙谐的方式：他竟然开始教孩子们扫堂腿的秘诀，然后让孩子们非常开心，以为从父亲那里学到了绝世武功。而后面宋凡平被殴打折磨胳膊脱臼，同样也是“轻”的叙述，在呛人的血腥暴力中，给人一种不同的震撼。
写到这里，可以稍微做一个结语了：余华就是余华，就像上帝是上帝一样。十年的养精蓄锐孕育出了《兄弟》这本书；它关注了生和死、善与恶这样永恒的文学主题，摒弃了花哨的叙事技巧，从音乐中汲取了养份，反映了文革中人性扭曲、“平庸的恶”四处泛滥的图景。余华是绝望的，但是绝望中依然保持着高贵的头颅和理性的力量，如同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一样。他无意去超越或突破自己，他只是有幸又被一个故事选中，讲述了一代人共同见证但又刻骨铭心的经历。
可是，我无法想象当余华按照自己的许诺，把笔触伸及到当下会是什么样的情形，这是他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但是在《兄弟》的下半部他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也许，《兄弟》下半部的延期出版，是余华有意为之，让我们把余华的这次化茧成蝶看得更加清楚，让那些评论家的咶噪更加自取其辱，把阅读的悬念和期待拉得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