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在近三十年的欧美文学批评界，从来没有一个批评家像巴赫金吸引了如此之多的热烈讨论和深入研究。各种各样关于巴赫金的论文，专著，期刊，研讨会，甚至研究所，都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巴赫金这种经久不衰的魅力正是来源于他理论体系的高度不确定性，未完成性，兼容性和开放性。当然，更重要的是，巴赫金以其特有的睿智把思维的触角从文学批评发轫，揭示了人类文明中的某种共性的东西，并且将小说理论发展到正统的诗学的高度。而社会学者，政治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等都从他的思想中找到灵感，并在这个高度全球化的后现代语境中，发展出独特的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一位学者称巴赫金为“诗人”，因为他和诗人一样，“充分的言说出了所有人心里都感觉到的但是却无法表达的东西。”
　　
　　巴赫金的生前和生后际遇都是现代文学史上富于戏剧性的故事。这位出生于1895年苏联西部城市奥廖尔的天才思想家在他23岁的时候取得了圣彼得堡的古典文学学士学位。在二十年代，巴赫金终日浪迹于苏联的几个小城市，和他文学圈子里面的几个朋友们讨论各种各样的哲学，宗教，政治话题。早年的巴赫金受康德，克尔凯郭尔，克亨的影响颇深，自觉的把继承了欧洲的古老的哲学传统。俄罗斯内战后，巴赫金来到了列宁格勒，并开始在1929年写作他那本改变了以后文学理论面貌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但是几乎在同时，斯大林的白色恐怖也开始伸向了苏联的知识分子。巴赫金被逮捕了，并遭到了流放。他本人连同他的著作一样在人们的视野中销声匿迹，很多西方偶尔对他感兴趣的学者甚至都以为他死掉了，而巴赫金提出的“创作问题”也被淹没了近三十年。直到1963年，当苏联的政治空气吹进几缕自由的暖风的时候，巴赫金才重新回来，并修订了当年的那本书，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为题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从此，欧美的文学研究者开始惊呼“发现巴赫金”，并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研究队伍，而俄罗斯也后来居上，凭借语言和文化优势，对巴赫金理论做了很多有意义的阐述和发展。在这一领域上，中国的学者一落伍就是二十年。一直到1998年，我们才由河北出版社推出了国内著名巴赫金学者白春仁先生主译的《巴赫金全集》（六卷）。目前，和国外的巴赫金热正日益降温相比，国内学者对于巴赫金的研究正越来越热，“复调”“对话”“狂欢化”等词频繁的出现于各种学术论文的标题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时髦。
　　
　　总的来说，大家在做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从纯文艺理论的角度来阐述巴赫金的思想体系，并试图扩宽或者补足其理论的能指和阙失。第二，应用巴赫金小说诗学的主要原则来解读中国传统文学和当代文学中的复调性。（譬如有人研究《红楼梦》《尘埃落定》的复调特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在巴赫金研究中有价值的创见并不多，很多甚至仅仅是停留在对某些时髦术语的简单误读上。
　　
　　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论文拟题为《巴赫金复调小说的诗学问题》，这个题目显然来自于他本人的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这其实正是巴赫金所说的“仿格”。巴赫金认为仿格是实现双声语的重要修辞手段。因而，本文也希望能够通过对复调理论的分析和反思来达到和他的声音进行对话的目的。具体的来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 爬梳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重要思想，重新提炼他的诗学主题，即对话，复调，双声语等。这也许是国内任何一本关于西方文艺理论的教科书都总结过的。但是我希望能够在反复研读巴赫金全集的基础上，能独立的将之重新表述出来。
　　2） 针对国内某些该领域论文的缺陷，指出我们在理解巴赫金中的误区，并力图廓清巴赫金某些被曲解被混淆的的重要概念。因为人们在研究巴赫金的时候，会发现巴赫金在创造使用某些特殊的术语时，很少对之做出严格的定义（如“对话”这个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某些人望文生义，将巴赫金的学说浅薄化。
　　3） 将巴赫金的思想置身于他所处的大的文化语境中，分析他和当时的哲学传统，文学运动，以及政治氛围中的可能的对话关系。这其中将重点关注康德（巴赫金就是因为公开讲授他的理论而遭到告密并被逮捕留放），索绪尔，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批评，俄罗斯的形式主义批评（主要是陌生化诗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等。
　　4） 大范围收集最新资料，介绍西方学界关于巴赫金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其中对于巴赫金的尖锐批评以及其拥护者的响应。本文将试图在这个“众声喧哗”中，以平等的身份加入对话中，并力求提出一些原创性的观点。
　　5） 结合上述论及的复调小说的诗学问题，本文将通过巴赫金生前生后的小说文本做例子，在传统叙事学和新叙事学的框架下，对复调小说的可能形式，修辞格，以及所谓的超语言学特征做一个全新的归纳和拓展，从而实证巴赫金思想的未完成性。
　　6） 简要的讨论巴赫金诗学在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应用前景和借鉴价值，预测未来进一步对话的可能领域和途径。
　　
　　本论文的意义首先在于，巴赫金的研究是西方文艺理论研究的最前沿。巴赫金的思想内容繁杂，博大精深，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批评小说理论的范畴，甚至上升到人类思考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本身，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本文将从巴赫金原著以及海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出发，本着不盲从，不盲信，不作文字搬运工，独立思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力图能做出真正原创性的文学批评。
　　

　　
　　研究内容
　　
　　根据前面提及的研究目的，本论文初步拟定按照以下六个步骤撰写：
　　
　　第一章：巴赫金简介 这里，本文将用一千字左右的篇幅简要介绍巴赫金的生平以及著述，并勾勒出巴赫金的理论框架以及学术界对他的发现过程和重要评价。
　　
　　第二章：复调理论的诗学提炼 复调小说理论是巴赫金在研究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对此，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一文中有很好的诠释：“有着中多种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一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巴赫金这里指出的是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主人公之间，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他借用了音乐中的专门术语“复调”来说明这种小说创作中的“多声部”现象。巴赫金进一步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要人物，在艺术家的创作构思之中，便的确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也是直抒己见的主体….. 主人公的意识，在这里被当作是另一个人的意识，即它人的意识，可同时他却并不对象化，不囿于自身，不变成作者意识的单纯客体。在这个意义上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形象，不是传统小说中一般的那种客体性的人物形象。”
　　2．1 这里，我把巴赫金关于复调的观点归纳为如下几个层次：1）复调小说的对象不再是传统小说中的客体主人公，而是主人公的独立“意识／思想”，也就是巴赫金最爱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词，“人身上的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复调小说的开山之作《罪与罚》本身也是一部“思想小说”，而不是所谓的惊险小说或者心理小说。2）复调小说作者在对待这种“意识／思想”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对于任何人的“意识／思想”（哪怕是全人类的公敌）作者都不加以对和错的价值判断，而是给以其最充分的限度去表述自己观点的合理性。复调小说并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作者的统一意识。3）复调小说作者认为这种“意识／思想”具有一种未完成性（甚至连死亡本身也无法终止其存在和发展），所以作者描述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都是共时性的，而绝非历时性。正是因为这种未完成性的存在，所以复调小说没有传统小说意义上的结尾。
　　2．2 令人奇怪的是，虽然巴赫金毕其一身心血提倡自己的新批评术语“对话／对话小说”，但是巴赫金有意无意的省略了对这个字眼的本体论定义。不过，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的第五章对于对话关系的形成却说的很清楚：“在复调小说中，语言的多样化和人物语言的刻画，自然也还是有意义的，不过这个意义有所减弱。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艺术功能发生了变化。关键不在于作品中有无这类或那类语体成分，不同社会阶层的词语等等，即不在于根据纯粹语言学的标准来判断有什么成分。关键却在于：上述各种语言材料是按照怎样一种对话的角度，并行或者对立地组织在一步作品之中的。而这种对话的角度，恰恰是采用纯语言学标准所无法揭示出来的。”由此可见，对话的形成必须要有一种角度，即“同意”或者是“反对”。对话的真实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给与两者说话的平等机会，更在于一种思想的交流，一种倾听，一种响应，一种争辩。
　　2．3 重申这一点对本文十分重要，因为这里我要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独立观点，即“复调与对话的区别问题”。在阅读很多有关国内外学者的文章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很多时候并不对这两个词作区别，甚至随意将之替换使用。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滥用是将复调小说理论浅薄化的一个危险开始。因为复调强调的是语言的杂多以及声音的独立主体性，而对话则是建立在复调基础之上的一个动态交流过程。有些小说文本可能的确有多种不同的语言和声音，但是如果这些声音之间只是各说各话，井水不犯河水，那么这样的“复调”小说就完全不具备有“对话性”，即具备“复调性”的并不一定是对话小说，也不是巴赫金理想化的“复调小说”。 为了担心读者的混淆，巴赫金特意还在书中举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的例子。在巴赫金看来，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总体来说具有复调性，因为他每一个作品的主人公都具有内在的主体独立性。但是莎士比亚并没有写出复调作品，因为就单个作品来看，内部并没有“对话”产生。所以，现在一些学者试图论证《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是复调小说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即使我们发现了某些复调性的证据存在，也无法证明存在多重声音的争辩。更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身边的小说像复调小说或者对话小说，只是因为我们混淆了传统独白小说的“多视角”，“多语体”，以及后现代文本中的“拼贴”（collage）与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小说／对话小说”的本质区别。
　　2．4 对话的形式是本文关注的另外一个重点。巴赫金认为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物之间的对话，巴赫金管它叫macro-dialogue, 另外一种则是人物自身内心的对话，叫微型对话（micro-dialogue）. 这种微型对话有两种表现形式：1）人物自身内心矛盾的冲突，通常体现在人格分裂或者双重人格 2）把他人的意识作为内心的一个对立的话语进行对话。
　　2．5 双声语的提出是建立在巴赫金的所提出的“超语言学”的基础上的，因为传统语言学无法解释双声语现象。但是双声语一词，是人们最容易望文生义的一个地方，很多人简单的将之归纳为“用两种声音说话”。这种简化是具有误导性的，且让我们看看巴赫金本人是如何提出这一概念的：“仿格体，讽刺体，故事体，对话体的语言具有双重的指向——既针对言语的内容而发（这一点同一般的语言是一致的），又针对另一个语言（即他人的话语）而发。倘若我们不知道存在这两者——他人语言,竟然把仿格体或者讽拟体当作普通的语言(即仅仅指向讲话内容的语言),那么我们便理解不了这些现象的实质。仿格体就会被我们看作是自有的风格，而讽拟体看来只是一种蹩脚的作品罢了。”所以，双声语的本质并不在与说话者（addresser）用两种语言发声，而在于语言内在的双重指向性，即存在两个不同的听话者（addressee）。 这是我在该章中试图证明的第二个独立论点。该论点的提出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朱立元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巴赫金”一章中，编者已经有意无意的将微型对话和双声语等价起来，进而认为微型对话是双声语的唯一表达形式。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在那些根本不存在微型对话的文本中，譬如巴赫金关注的“仿格体”“讽刺体”中，同样存在着双声语；拉伯雷那样的作家正是通过双声语，运用仿谐讽刺的技巧，将语言秘密指向另一个听话者addressee（譬如极权统治者，压迫思想的教庭），从而实现语言的狂欢化的。这也是我认为对话，和狂欢化这两个概念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原因之一。
　　
　　第三章：巴赫金的”双声语” 作为复调小说理论的开创者，巴赫金在自己的名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一文中也大量的运用了双声语。可以说《陀》文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对话性和复调性。这一章我们将从“历时”和“共时”的两个维度来发掘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与其它哲学传统，政治环境，文学思潮的对话特性，从而更好的把握认识巴赫金复调理论的产生机理和自身特质。
　　3．1 学界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巴赫金的哲学衣钵来自于德国哲学家康德以及康德在俄罗斯的另一位传人克亨（Cohen）。正是康德提出要在洛克和笛卡尔中做出互动，即通过“对话”更好的认识世界。因为在康德以前，人们存在两种分歧，一是洛克的观点即人类可以通过主观感知来获取对世界的认识，另一个则是笛卡尔，他认为我们通往客观现实的唯一途径就是理性的逻辑探询。而俄国人Hermann Cohen进一步认为，概念和逻辑才是社会的全部，外在的物质世界一无所是。虽然巴赫金并不完全认同该人的虚无主义，但是他和Cohen一样深信不疑的确是：世界的概念化过程是永远不会结束。
　　3．2 巴赫金为什么出现在20年代的苏联？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巴赫金显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思想中的康德血统让他在当时的极权祖国成为了一个异类。为了追求思想的自由，为了逃避斯大林政府的书报审查，巴赫金只能使用双声语在文学批评中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和自己的主张。从这个层次来说，巴赫金在用复调理论来响应当时的斯大林那种专横极权的思想控制。
　　3．3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第一章是一个“众声喧哗”的语篇，巴赫金在这里和各种各样的文学思想进行着争辩，对话。所以在这一小节，我打算研究巴赫金和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俄罗斯形式主义之间的话关系。另外，我打算简要涉及巴赫金的超语言学和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之间，巴赫金的复调中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实质和后来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之间的联系和差异。
　　
　　第四章：巴赫金的“罪与罚” 巴赫金毫无疑义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了不起的天才，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是无从质疑的正典（如果是的话，这也不符合对话的原则）。巴赫金极富创造性的为我们贡献了很多批评术语，但是同时他的这些术语缺乏一个严格的科学界定。他带领我们开启了一些全新的研究领域（譬如历史诗学，狂欢化）但是他又没有像其它一些理论学家一样著书立说做进一步的系统阐述。所有这些，给我们认识巴赫金带来了困难，也让我们看到巴赫金理论的某些内在缺陷。
　　
　　本章的第一部分将把国内外某些学者对于巴赫金的质疑和批判进行一个初步的总结。
　　1） 巴赫金在把小说传统做出“独白小说／复调小说”这样的二元对立划分后，故意无视或否定所谓传统独白小说中的“对话”的存在，因为在这样的对话中，的确也发生了语义交流，思想争辩，甚至最后导致了进一步行动的产生。 但是为什么认为这些都还是“独白”呢？因为巴赫金意义中的对话并不是我们日常概念中的那种?
　　2） 虽然巴赫金一再强调复调小说和独白小说的区别在于“未完成性”，并说即使是死亡也只代表肉体存在的完结，但是人的具有主体价值的思想所留下的文字却依然保留在原处，并继续参加永不完结的对话。而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分析，评论家们却发现这种“未完成性”不过是巴赫金强加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因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死亡”就意味着他的主人公的完结。
　　3） Natasha Reed在她199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中则更加尖锐的指出：巴赫金所谓的多声部模式其实不过是巴赫金独白性创作行为的一种借口，实际上，巴赫金并不真正的欢迎并倾听别人的思想意识（即使欢迎，也是暂时的）。在巴赫金创造出来的微型对话中，别人的声音不过是主人公内在化的再创造后的产物。这种产物与原说话者的真实意图，真实思想有多少距离这是大可值得怀疑的。也就是说，对话性的内部独白其实不过是臆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对话参加者，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对话是产生于独立的两种意识之间。如果一定要管这样的“独白”叫“对话”的话，那么这种“微型对话”（micro-dialogue）的意义也和真正意义上的交流（communication）大异其趣。在这样的场景下，他人的意识并不具有自主性（autonomous）。简而言之，Reed认为“复调”不过是一次自私地将外部各种关系内部化（internalization）的过程，从而逃避外部对话的那种不可预测性和复杂性，将之纳入自己内部安全的受控制的思想领域。
　　4） 巴赫金的“外在性”（Outsideness）是另一个不受一些人欢迎的概念。“外在性”是沟通巴赫金的伦理观和审美观的一个桥梁，在他看来，只有当作者和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具有了一种“外在性”的时候，作品才能获得一种审美上的文学价值，才能更加接近客观事实。但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外在性”则意味着一种道德的漠然，一种不负责任的逃避。“外在性”的美学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5） 复调带来的是一种消极的相对主义，一种对理性主义的反抗，虽然声音很多，但是唯独“缺少一个指向事实本身的手指”。
　　
　　本章的第二部分则摆出一些巴赫金理论拥护者的反驳。
　　1）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本身具有“复调性”。复调理论不仅仅是另外一种艺术分析方法，而是在克服独白文化的过程中，通向一种崭新的文化范例的密码。巴赫金是一个语言哲学家，他的语言观有别于从前的概念主义者，符号主义者。他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其实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语言信仰。
　　2） 巴赫金的微型对话的确无法实现日常交流中的功能，但是他本人也并没有奢望实现这一点，他没有暗示这种对话一定产生真相，产生美，产生幸福，产生诚实。微型对话带来的只是一种具体化过程，以及思想互动的可能性。
　　3） 相对性（relativity）不等于相对主义(relativism)。我们的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道德尺度来衡量所有行为，所以相对性并不是错误，而且是一种必须。巴赫金带给我们的，并不是相对主义，而是一种对于相对性的重视。
　　
　　第五章：复调小说的其它可能模式 巴赫金或许在断定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复调小说的唯一发明者和代言人时候，犯了绝对主义错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按照音乐中复调对位安排出的章节结构，以及巴赫金所说的微型对话，是不是就是复调小说唯一正确的可能模式？我们又如何从复调理论的某些内在缺陷出发去拓展其文本的实现可能？又有哪些小说文本展示了这样的可能呢？复调小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古，巴赫金作古以后该如何发展呢？这一系列问题可能尚不能在该报告中给以满意的回答，这是一个巴赫金并未涉及到的领域，我在这里只能根据自己的调研和思考来试图做一些抛砖引玉的工作。目前已经有的线索主要是如下几点：
　　1） 巴赫金意义下的“复调小说”其实就是“对话性小说”，“复调”不过是巴赫金一再强调的一个“比喻”的形象。因为没有证据显示巴赫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音乐尤其是音乐领域的复调理论有任何专门的研究，巴赫金似乎也看出了这样的缺陷，所以把“多声部”修改为“多声音”，将“对位”置换为“对话”。而这种对话体的复调小说的主要手法无外乎三种，“宏观对话”“微型对话”“形诸布局结构的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已经远离了音乐乐理的背景，但是这种形式很好的符合了表现对象为“思想”的对话小说的要求。
　　2） 一些精通音乐的现代主义作家，如乔伊斯，福格纳，爱略特，米兰.昆德拉等，真正的将复调音乐的创作技巧引入到小说创作中去。虽然按照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偏爱，以上这些作家的作品依然属于独白性质，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深入研究表明，他们的创作实践代表了复调小说的另一个重要分枝，即“音乐性小说”。小说描写复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对位法方面 2）复调音乐曲式方面。前者我们称之为对位法试验，后者因为主要体现为对复调音乐的赋格曲进行模仿，故称为赋格曲试验。对位法的试验开始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具体做法是平行共时的表现两田线索上的场景对话和事件，而掐去这两根线索间的一切过渡和衔接，使得两边的声部交叉混鸣到一处，产生惊人的效果。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第十一章，是专门模仿复调音乐的赋格曲式写出的最伟大的做平，小说中的“主题”“答题”“对题”“中间插段”“秘接合应”“尾声”完全符合一个严格的赋格程式。这里，音乐性小说将语言本身前景化，着眼于语言本身的试验，很符合现代主义作家试验文字的兴趣。
　　3） 第三种可能形式是我试图独立提出来的，即“综合了对话性和音乐性的复调小说”。这里我的例子可能会是加拿大作家玛格里特.阿特武德的最新小说《盲人刺客》。因为我们在这里不仅仅能读到眼花缭乱的音乐对位试验（通过故事里的故事，将两个情节共时的平行的安放），还能体会到表现在布局结构上的宏观对话（请注意报刊的新闻报道绝不仅仅是满足后现代艺术“拼贴”的好奇心），表现在不同主人公的思想意识的独立性和主体性。
　　
　　第六章：巴赫金与中国如何对话 这个问题将视其篇幅和研究精力酌情取舍，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只是觉得它是一个我们研究中需要关注的方向。巴赫金从柏拉图的对话体中找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的渊源，同样我们的中国古典文化中也充满了类似的对话思辨，譬如论语，佛经等。我们没有西方古典音乐那么复杂精细的程式，我们因而也找不到《尤利西斯》那样巧夺天工的音乐性小说，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产生类似的对话性小说呢？我们的对话传统从哪里开始丧失掉了？巴赫金的研究如何和中国特有的文化和政治相契合呢？中国当代文学中复调小说的创作趋势如何？所有这些恐怕都是值得考虑的。但是，目前我还没有成型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