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花上的清教徒
在单筒望远镜里找到了上帝的天启
印地安人的长矛和弓箭
远比身后的绞架和坩锅可爱
来年丰收的瓜果和食粮
抹满土著的脑浆
欧罗巴的孩子
携带毛瑟枪和疟疾
向亚巴拉契山脉和密西西比河前进
陛下的钢炮和战舰
强迫不了关于祖国的回忆
马塞诸塞州的水手们
早已忘记了苏格兰的高原和风笛
大西洋吹来的西风
鼓躁着殖民的勇士寻找传说中的天使之城
率先抵达西海岸的探险家们
背伏着沉甸甸的金砂
在地球的这一端 停住
回头看见的是
美洲丛林的蚊子和西部牛仔的口罩
还有那些后来在荒原上长出的钢筋混凝土
以及一些黑色牲畜的后代
吸食大麻后的吵闹
于是一架架钢铁铸成的大鸟
在一艘艘钢铁打造的海上房屋上起飞
或许它们在为这个国家
寻找新的海岸 去停靠
3/15/2001
Tis the Last Eleven Roses
Thou wart the last but eleven roses,
Remain’d blooming in Syndey’s summer day
Angel’s chant still continues their praises,
Yet thy petals are doom’d to break like clay
Under that stirring flame once more thou gloom,
Though we reckon a medal thou deserve;
‘Cause time bestows thee no chance to resume,
An eternal sore at heart thou must leave
But my dear roses, please shed no tears,
Thy dance on pod aspires the brain of bard;
No ballet could be reward’d as much cheers,
Tis a marvel even Beckham bear regard
Farewell that forlorn land and come homeward,
Our deepest love to thee shall never stopp’d.
一条没有鳍的铁鱼
神秘受伤在一百五十米深的海底
从此失去对游泳的
全部记忆
最后一个死去的水手
绝望的敲打着舰体
与岸上教堂里的安魂弥撒
做恐怖的唱和
以至于让潜艇外一筹莫展的荷兰潜水员
都不寒而栗
克里姆林宫的圆桌上
军人与政客们尚未完成争吵
只草拟了一个更真实的谎言
充当下一次新闻发布会的材料
一百三十八条人命
或许和一个帝国的复兴梦想比起来
还太渺小
捧着蜡烛的母亲们
站立十一个昼夜
然后冷眼看着电视上
海军将领老泪纵横的表演
她们唯一剩下的奢望就是
早一天带着冰冷的儿子
回家 回家
(写于2000.8.29)
巨大的协和飞机
带着某种神性的象征
象一本希伯莱语写成的启示录
悄无声息的飞过柏林死寂的楼宇
上帝是唯一的乘客
此时他正在赶往末日审判的
路上
尚未抵达地面的钱袋
在慢镜头里和女主人公的血压一起致命的下降
而白色的T恤却还在徒劳的掩盖弹孔疯狂流血的真相
罗拉绝望的躺倒在冰冷的大道上
睁圆扩散的瞳孔
目睹上空悲怆的一切
并静候终极的安祥弥漫全身
剩余的二十七米电影胶片
以绝对的理性
对人生的悲剧本质做进一步
形而下的证伪
并精心剪辑下一组通达幸福的可能
以期逃过那个宇宙表象下的可怕意志
从而彻底颠覆叔本华的
哲学思辩
(2000.9.22)
尽管哈药三厂近在咫尺
温度计里的水银柱
还是在这样一个冬天
瘦成一个缺钙的侏儒
太阳不过是个阳奉阴为的骗子
照射成了天亮后的一种敷衍
没有热度的日光
比萤火更让人寒冷
无人知晓北风的真实身份
只知道他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刀客
他每次出刀的剑气
都会殃及过路的行人
被苦苦追杀的水蒸气
在窗棂外堆满雪白的尸体
空气正零下三十六度
城市的积雪无需保尔同志的指点
也能轻而易举的把自己炼成钢铁
扫雪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开凿
在斧子和铁镐下断裂的结冰层
象从史前演变而来的地质板块
入秋以来的每场雪
在剖面上历历分明
冬天已在这里绵亘了好几个世纪
融化与复苏
却还和春天一样遥远
200/1/20
老狼说过，他写现代诗的目的是为了写小说的时候锤炼语言。所以当我看到
他的那篇没有题目的东东的时候，我并没有认为那可以称其为小说，顶多算
是叙事散文。但是后来在交流中我觉得老狼的确是在把这篇东西当成一种崭
新的小说来写，当然，还和我们熟知的novella(短篇小说，如薄伽丘的十日
谈中的每个系列）还不一样，他不仅渴望在主题上有突破，而且渴望在文体
上有突破，一句话，他希望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是immortal（不朽）的。考虑
到这一层，所以我们更加容易理解他说自己“失败了”的含义。
我的上篇评论只是非常感性的谈到了它的主题，关于它其他文学技巧上的得
失我实在是力有未逮，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一直考虑这个问题，直到前几日读
到GRE习题集上的一篇文艺评论（酷爱里面的阅读理解，经常有让人怦然心动
的文学艺术方面的精彩见解）。
这里我择其重要的段落翻译出来与诸君共赏，希望能对大家，尤其是苦苦求
索中的老狼带来一点点启迪。
“杰出的创造性活动已经被认为是革命性的了，它们飞翔在那些已知的知识
上，创造出那些暂时无法被人们接受但在将来会被接受的东西。根据它的形
成过程，高超的创造性活动超越（transcend)已知形式的限制，建立起一种
崭新的组织规则。但是，以上的这种见解只是对科学意义上的创造成立，如
果我们把它应用于艺术领域的话，那么其结论往往是错误的。”
“科学领域的创造和艺术领域的创造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的目标不一样。
对于科学来说，创造的目的就是一种新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活动提出新的见
解，从而把各种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用一种更加连贯的方式联系起来。”
“但是高超的艺术创造就不一样：现象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直接产物。高超
的艺术创造带来的不是一种新的概括（generalization)并以此来超越（tra-
nscend)已有的限制，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审美个体（an aesthetic particular)。
富于创造力的艺术家创造出的审美个体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延伸（transcend)
或者开拓（exploit)已有的艺术形式的限制，而不是去超越这种艺术形式。”
后来文章举了意大利剧作家Florentine Camerata的例子，该人一改古典歌剧
的形式创造出了完全崭新的音乐，但是他的影响仅仅局限于艺术史，几乎没有
人把他的作品放到经典剧目的选集里面。
这一点我感慨良多。可以拿我们知道的西方先锋文艺来作例子，那些用字母拼
成天鹅的古怪诗歌在诗歌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因为它拓展了人们对于
艺术的可能形式的想象力，但是真正我们在新的世纪回顾上个世纪，我们很少
有人会把那些怪诞不经的东西称其为伟大的艺术创造。伟大的贝多芬表面上是
在叛逆，但实际上深入的研究后你就会发现他的所有作品都其实没有超越古典
音乐家莫扎特，巴赫等人所遵守的音乐创作规则，他并没有颠覆旧的艺术形式，
他只是在用一种崭新的思维来发展旧的艺术形式。
回到对老狼的作品的建议，我觉得艺术创新固然可取，但是一定要把握好“延
伸”与“超越”的区别。艺术创造不等同于科学创造，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都
有其内在的创作规则，这些创作规则是对于几千年来人们审美兴趣的反映和积
淀。我个人认为作为，作为读者的人的审美内涵在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相对的固
态，所以文艺创作不可能在颠覆反叛的路上走得太急，太远，否则将最终被读
者所抛弃。老狼的艺术实践当然还没有走到这么偏激，只是作为一家之言拿出
来给所有热衷于文学艺术的同仁讨论而已。
意识流是一种写作技巧，它不是组织情节，它是在局部或整体的淡化情节。
而没有复杂情节的意识流小说本身也许蕴涵了一种崭新的结构。
James Joyce的《犹利西斯》的情节就很简单，讲的只是一个少年和一个中
年人在一天里发生的事情。但是通过作家天才的语言组织，这样一部小说
就天衣无缝的和《奥德塞》的结构对应了起来，每个人物，每段细节都能
在《奥德塞》里找到原形。在这里，意识流还只是在大的结构下为主题服务
的艺术手段，给人感觉作者仿佛在用现代的技巧来重塑古老的巴特农神庙。
但是到了《芬灵根守灵人》里，意识流彻底的冲垮了传统意义上的小说结
构，情节被抛弃，但是给人的感觉以不能用“耳目一新”来形容了，我想
合适的词是“如坠云雾”。意识流派的另一个大师吴尔夫女士的《到灯塔》
去也是现代派作家抛弃传统结构和情节转而拥抱人物内心世界的另一个经
典案例。
从后现代的小说家的文学实践来看，我以为还是一条向传统回归的轨迹。
流行的作家还是用情节精心构建自己的小说框架。小说的结构就象房子的
外壳内部设计一样，还是最能给读者以精神愉悦的东西。
【 在 wildwolf (野狼回川之奔涌直下) 的大作中提到: 】
: 小说的结构艺术是一种美的艺术，结构是实现作者完整统一的艺术构
: 思的基本艺术手段，如何设计、安排结构，使之适合于内容的表达，是小
: 说创作中一个关键性问题。
: 在出场人物较多的小说中，《红楼梦》的叙事结构较为成功。
: 张爱玲小说叙事多师从红楼，有曹雪芹的才情，尽管没有它的规模，
: 已令人心醉。但是，在古今中外的宏篇巨制中，难道红楼已达巅峰吗?
: 西方的意识流是另一种开拓，它运用意识流动或放射来组织情节，摒
: 弃了贯穿始终的中心情节，令人耳目一新。
: 那么，除去这两种，就没有别的思路、方式吗？
刚才我看到了一篇《李约瑟难题与东方主义》的文章，其中大体上概述了西方中心论和
东方主义的形成，李约瑟难题：什么东西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由经验科学向近代理论科学
的演变？李约瑟通过“中国科学技术史”工程解决了这一难题。而这篇文章的作者的主
要观点是：李约瑟仍然没有逃出种族中心论的束缚，只要他出生在彼族，拥有彼族的思
维方式，那么他在看待此族的文化问题时就无可避免的沾染偏见色彩。
就我所知，您对社会文化现象有所研究，我想探问您对此问题、东方主义的问题有着什
么样的看法，或者可否推荐一些网络内的相关文字资料，现在我觉得好像晕晕的。
like.2003.1.7.盼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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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这么晚才答复你，一来因为要考试，二来你的问题问得很大，也不是一言两语
能够说清楚。不过我不喜欢你的语气，呵呵，一口一个您，咱们没有那么生分吧，好歹
也认识这么久了阿。
你在信中提到了“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这本身就是一个西洋词汇，如果我们想
脱离欧洲中心论的窠臼来讨论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就请我们现在就忘记这个词。不过
在我们忘记这个词之前，我想指出的是，绝对的避免先入为主的偏见是几乎从中国文化
社区的内部来关照东方文明的兴衰际遇，实际上不过是以一种偏见代替了另外一种偏见。
绝对超然独立的视角是不存在的，文化学者自身的价值评判标和美学取向准就带有文化
色彩。有人说文化就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这种说法有些偏激，不过我们确信的
是，文化就象血液和空气，将我们的全身浸淫，我们欲逃无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关
于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中国的学界基本上是从西方借鉴过来建立的，这里
面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个更加尴尬的现实：即使那些纯粹本土的中国学者，他们看待中国
文化的眼光也有可能是西化的。
好了，回到正题，也就是李约瑟的难题：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由经验科
学向近代理论科学的演变呢？这实际是任何一个中西文化比较学者都关注过的问题，关
于这方面的书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计其数。近代除了李约瑟，费正清这些东方研究
学者是经典外，辜鸿铭也是一个有趣的个案。此人生在马来西亚，是地地道道的归国华
侨，却在五四时期的北大一身前清遗老遗少的装扮。他的《论中国人的精神》是用英文
写的，到处都能买到，可以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一读，呵呵，主要是因为辜鸿铭对于
东方文明的热爱近乎偏执，连女人裹脚到他嘴里也成了东方的文化精萃。还要关注的是
胡适，也用英文写了一些书，譬如那本《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哈工大书店就有卖。
另外，我还推荐殷海光，林语堂，梁漱冥和钱钟书，他们几个在中西文化关系上都有绝
妙的论述。而当代的学者，在中国，首推北大的老教授张岱年， 其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结
构性特点的论著在图书馆可以找到一些。另外，E书时空上可以下载到一本非常好的书，
名字叫《兴盛与危机――论中国文化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从前言开始就在思考你
提出的问题，并且对思考本身也提出了反思。如果你找不到我可以用附件发给你。
现在我简单谈谈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几个基本观点。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和其他的古代文明一样，已经不可避免的衰败了。这是社会发展的
必然，我们不必学王国维投水来祭奠这个文化的死亡。我们和西方文明的差距不仅仅体
现在技术科学，也体现在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
第二，我们曾经有过比欧洲灿烂得多的文化，这其中包括让李约瑟羡慕不已的科学技术
，这其中自然以四大发明为代表了。造纸术给西方平民带去了廉价的圣经读本，从而直
接让罗马教会的宗教垄断破产，而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宗教改革正是西方走出黑
暗的中世纪迈入现代社会的起点。纸张作为思想的物质载体，它的普及对于启民智的效
果不可估量。而这一切巨变，在造纸术的发源地，中国，没有看到。火药是西方迈向文
明的又一个重要酵母。中国人用火药来做鞭炮，但是西方人用火药实现了军事上从冷兵
器向热兵器时代的飞跃。没有西方殖民者的船坚利炮，就不会有甲午战争后中国的一败
涂地。指南针对于文明的意义就更加明显了。我同意《河殇》中的一个观点，即将西方
文明看作是一种海洋文明，或者说蓝色文明，而中国则是一种内陆文明，或者说是黄色
文明。苏晓康进一步认为中国文化的救赎之路在于敞开国门，拥抱蓝色文明。姑且不看
这样的说法对不对，我们只需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从哥伦布时代开始，欧洲列强的扩
张都是从海上开始的。和陆地不一样，大海是一个能够极大地刺激一个民族想象力和野
心的地方，你永远都想象不到海岸线那边会是怎样一个到处都是香料，可可，象牙，钻
石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在中国的民间文化中，绝少有关于“宝藏，海盗，
船长，水手”这样的叙事原型，而在西方，大海从来都是和浪漫，征服，财富联系在一
起的，小孩子耳熟能详的都是关于水手在甲板上歌唱，海盗把宝藏埋藏在某个神秘海岛
，或者小飞侠Peter Pan勇斗HooK船长的各种故事。在英美小说中，更是不乏以海上探险
为背景的经典著作，譬如欧亨利的，譬如约瑟夫康拉德的等等。但是，仔细想想，我们
的童年有自己的“海盗”和“船长”吗？
第三，中国的亚细亚式农耕模式，或者说地缘特性，加上先秦文化对中国整体文化心理
的影响，终于形成了我么中国特有的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和异乎寻常的文化惯性。比
较看看那些世界上的其他三大文明，除了中国还是百节之虫，死而不僵以外，哪个不都
是灰飞烟灭了呢？是的，我们衰老，但可惜我们并不老而弥壮。中国文明何去何从？如
果不能对李约瑟的问题做出一个比较满意的回答，我想任何对未来文明的建构方案都是
不会令人满意的。我只是把我认为最合理的一种解释模型和你交流一下。
先看文化心理。虽然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是实际上“内圣外王”还
是占据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理人格。在内心的修行上，孔夫子的学说强调要“天人
合一”，这一点和西方的“征服自然”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从先秦一开始，中国人
就定下了重玄想，轻实验的学术基调。而老子虽然说“以无为，而无不为”和“大音希
声，大象无形”，但是实际上更加强化了中国人求整体，求笼统，求综合和知觉上重直
觉的价值系统。所以，中国人要求的“道”一开始就是形而上学的，直指宇宙的根本，
而西方人讲究的“知识”／“逻辑”却是可以归纳和演绎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另外
我们还要注意，“原罪”是西方文化之所以充满旺盛的野性扩张力的另一个合理解释。
正因为人是被上帝驱逐的有罪的东西，所以为了获得永久的彼岸关怀，人们不得不不断
的征服自然，改造自我从而来获得亲近上帝的神力。而在中国，人和天一开始就是一个
不分彼此的概念，所以人和自然要和平相处，因为宇宙就存在于内心之中。所以，真正
的问道正途是对经理的考据，而不是技术科学，实验科学。虽然我们历史不乏能人异士
，但是他们的发明创造被讥笑为“奇技淫巧”，很快就被淹没在主流学术的汪洋大海中
。
然后再对比中西方的经济发展我们会看得更加清楚些。欧洲大陆诸侯林立，文化各异，
征战不断，在火药和指南针的协助下，欧洲人开始在海洋上扩张，掠夺。这一切带来的
是殖民贸易的空前繁盛。殖民贸易上升，因而刺激国内的产品生产；为了扩大生产从而
攫取更大的利润，家庭式的作坊生产被大规模的工厂生产取代；而这个时候生产的需求
自然又刺激人们对提高生产力的期待，于是进而带动科学技术的空前繁荣。用于科学发
明很好的和生产需要结合起来了，形成了良性循环，他们越发达，就需要越先进的科学
技术，而科学技术越先进，他们就能造成更多更好的机器，从而更加发达。回头来看我
们，中国的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一直不能打破，就是因为我们处于一个相对隔绝的内大
陆中，虽然有匈奴等北方民族的不断骚扰，但是总体来说，中华文明在几千年里缺少实
质性的竞争对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几千年不变，似乎也没有必要变，因为它是缓解
国内社会张力的有效途径，能够让天子放心的君临天下。所以我们虽然有漫长的海岸线
，但是却没有自己的海洋文明（郑和下西洋就是一次绝妙的历史反讽），我们闭关锁国
，我们不思进取，我们不想征服别人，我们没有扩张的野心。这些有经济的原因，有文
化心理的原因，有地缘的原因。最后等我们醒悟过来懂得要去建立新军对抗外敌的时候
，一切已经太晚了。关于这点，读读莫言的《檀香刑》也会很有帮助。
好了，今天先写到这里。如果你不介意，我打算把这个通信发到WISDOM，期望能引起更
加广泛深入的讨论。不知道你的意见如何？盼复！
当阿根廷在日韩世界杯上黯然出局的那个刹那，潘帕斯雄鹰重重的跌落。巴蒂斯图塔留下了伤心的热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白发老人在黎明的街上呼喊：“凭什么让我们这样受苦受难！”全世界那些钟爱攻势足球钟爱阿根廷的人们，包括那些痛并快乐着的白岩松和据说并不懂足球的沈冰都陷入了哲学意义上的“如丧考妣”中。在一个信仰沦丧的二十一世纪，究竟是什么让那么多的人给自己贴上球迷的标签然后加入到疯狂观注世界杯的行列中去？
除了美国还在傲慢的关注自己的NBA总决赛和武兹差劲的推杆，几乎全世界的眼球都在关注着日本和韩国的绿茵场上那个滚动的皮球。《南方周末》的编辑们甚至还煞有介事的把中国对土耳其的比赛描述成古老的大唐后代和同样没落的突厥子孙们的一次历史性对话，而媒介正是几千年前风靡长安城的鞠捄。这样一个火热的六月，足球俨
然成为了地球上最大的宗教，任何胆敢宣称自己不喜欢足球的言论都成了反文化的亵渎。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狂热？难道仅仅是因为贪恋贝克汉姆精准的任意球和罗纳尔多洁白的暴牙？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不对。对于绝大多数球迷来说，足球满足的不是国家荣誉或者体育意义上的竞技表演，足球真正满足的是那种人类自古以来就需要的一种狂欢化发泄。而这种狂欢化正是维系社会稳定，尤其是集权国家社会稳定的必不可少的途径。
说到这里，让我们先来思考为什么我们大满贯的乒乓球金牌抵不过国足在金州一次拙劣的表演来得诱人？因为足球运动的观众席可以容纳一个北欧小城市的所有居民，平壤的一个体育场据说可以容纳七八万人。这么多人集合在一起，穿着各种奇装异服，带着喇叭和唢呐，带着大鼓和烟花，挥舞着国旗，有的人还把自己的脸上涂抹的像京剧脸谱，某个瑞典球迷甚至还光着上身在肚皮上写“法国队，再见了”。大家可以以足球的名义酗酒，叫骂，斗殴，甚至裸奔。那些没有机会去现场看球的人们则聚集在市中心的电视大屏幕下，聚集在酒吧里，聚集在大学食堂或者宿舍的电视厅，他们为每一次成功的盘带而叫喊，为每一次偏离横梁的射门而叹息，脏话的使用率变得空前之高。所有这些，在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的平常时候都会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你见过某个妙龄少女穿着三点式裹着国旗脸蛋上画着标语去上班吗？你看过某个男士在公交车上赤裸着上身，拿着二锅头，高喊“中国队，牛逼～”吗？），但是在重大足球比赛这样的特定节日，他们的离经叛道和情感宣泄得到了默许，并在集体的共鸣中找到了共振的快感。欲望尤其亢奋的最后发展成了足球流氓，并在高压水龙头面前达到了高潮；欲望正常的也在集体场所看球时成功的满足了平时被压抑的“操你妈”的冲动。对比一下，乒乓球，篮球，羽毛球的场馆就小得多，观众们的行为也收敛得多，以至于需要雇用职业啦啦队和跳热舞的小妹妹们才能完成气氛的烘托工作。另外，足球的活动场地是草地，这种发生在自然背景下的野性奔袭和碰撞更加容易激发人们潜意识中某些东西，而这些，恰恰又是那些人工塑胶跑道的田径比赛和人工地板场地的篮球等不能比拟的。
所以，只有足球，而不是别的什么运动，能够实现全民的狂欢化。那么，狂欢化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呢？狂欢化（carnival)这个概念是俄国学者巴赫金曾在上个世纪提出来的。这个词不仅仅被广泛的应用在文学批评领域，文化研究领域，甚至已经深入到社会学，人类学的各种著作中。巴赫金是在深入研究欧洲中世纪的文化风俗和拉伯雷的《巨人传》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个词。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教会控制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人们绘画雕塑的题材只能是宗教人物和典故，禁止亵渎上帝，任何异教徒都有可能被捆到柱子上公开烧死，最轻也是刺穿舌头。人们被禁止娱乐，世俗的歌曲和戏剧演出被取缔，古希腊的人文传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禁忌，宗教的道德和法律束缚着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但是在这个时候，封建统治者会定期的举办各种篝火仪式，那一天人们可以不分贫贱，老幼，和男女，大家可以戴上面具在公众场合唱歌跳舞，制造各种喧闹，甚至性交。
在巴赫金看来，生活在集权和思想压迫的社会的人们会在平时的生活中积累大量的无意识愤怒，从原始社会延絙下来的狂欢化节日可以有效地发泄人们心中郁积的力量，从而消弭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达到社会的稳定。不能有效引导人们狂欢化的社会就容易失控，爆发革命和集体骚乱（譬如印度尼西亚的排华骚乱让那些平日温文尔雅的邻居刹那间便成了强盗和魔鬼）。在现代化的语境下，狂欢化的诉求则更多的表现在了讽刺性的文学作品，电影（譬如在民间流行的《大史记》就用夸张讽刺的剪辑配音来表达了很多大众心中的想法）等文艺题材上，当然，还有我今天提到的足球等体育运动。
正如王怡所暗示的那样，足球的游戏规则建构了一个貌似平等的乌托邦，弱小贫穷的民族（如经受经济危机折磨的阿根廷人）更多的把自己的足球队看成了强大的罗马，把巴蒂斯图塔看成了凯撒大帝。世界杯是这个乌托邦的信仰者们的圣飨，从后殖民地的塞内加尔击败宗祖国开始，足球就赋予了这个乌托邦里的人们想象的最大可能。黑非洲那些吃不饱饭的第三世界兄弟们和围着头巾的阿拉伯穆斯林开始平等的和欧洲豪门平等的对话，而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国家足球队则不得不在这个世界杯俱乐部里成了唯唯诺诺的平庸者，那些曾经渴望用石块围攻美国大使馆的民族主义青年也在中国队幻想击败巴西甚至进入十六强的过程中食用了可口的精神大麻。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满足着我们渴望平等对话的集体无意识，这种足球乌托邦的政治秩序和公共规则让我们暂时忘却了现实社会的各种压迫和不公，从而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狂欢化过程。
前面有网友声称在看了凤凰卫视来自巴格达的报道后终于恍然大悟为什么伊拉克没有出现难民潮：原来，伊拉克人民决定留在祖国保卫家园，不仅如此，还有已经出去的难民千方百计的想现在回到巴格达参加保卫战。
这的确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结论，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觉得该论断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在我看来，伊拉克之所以没有出现难民潮，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伊拉克长期经受了战争的折磨，人民可以说已经对空袭习以为常，在外界看来令人胆寒的巡航导弹爆炸声也许在伊拉克老百姓看来，已经比较麻木，这一点从多位记者的前方报道都可以看出来。空袭开始的时候，大部分老百姓甚至都不屑于去挤防空洞，而是情愿待在家里。空袭警报解除后，孩子们还是照常去街头踢足球，大人们照常去酒馆聊天聚会。这种心理素质可以说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不具有的。
第二，伊拉克老百姓已经从九一年的海湾战争中摸索出了美军的轰炸特点，那就是不把轰炸的矛头对准平民集中的居民区，而伊拉克被袭击的政府军事设施通常周围都是开阔地带，不会连带的造成平民伤亡。九一年海湾战争中使用的精确制导武器不过百分之八，现在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可以说是指哪打哪，一般老百姓根本就不用担心美英军队的恶意轰炸，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轰炸居民区后英美所需要承担的国际舆论压力。而相反，如果出去逃难，在漫长的公路线上倒是有可能成为飞机的攻击目标，就象昨天的叙利亚客车遭到轰炸一样。可以说，巴格达普通市民最集中的地区是伊拉克目前最最安全的地区，这一点也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对伊拉克普通民众的电话采访中得到了证实。
第三，海湾战争以后，伊拉克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河日下，如果去叙利亚约旦等地，不仅需要支付高昂的旅费还需要护照出境。而在伊拉克，大多数老百姓是没有护照的，这一点和我们中国很类似。即使有护照，在叙利亚约旦边境也还是需要严格的审查和申请，不仅耗费时间，也耗费金钱。有的家庭逃到了叙利亚边境，可是因为钱花光了也没有能入境，最后只好无奈的重新回到了巴格达。而且，在国外生活毕竟是二等公民，以后的前途和命运也为未可知，加上担心在祖国的家产和亲人，只要没有非常迫近的死亡威胁，伊拉克人选择留在国内是完全符合常识的，与参加对美英作战没有任何联系。
当然，保家卫国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理由，但至少不是全部。而且我们要注意的是，那些接受记者采访的伊拉克老百姓他们除了喊出“保卫萨达姆”这样的口号以外，你还能指望他们说什么？对外国记者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可能意味着立刻遭到逮捕和处决，因为他们深知采访的画面是要向全世界播放的，包括伊拉克的统治者们在内都会在第一时间知道他们的人民对外界说了些什么。在伊拉克还处于专制统治和新闻管制的时代，西方记者是不能指望老百姓说出他们对政权更迭的渴望的。齐奥塞斯库模式至少在现阶段还无法直观的看到苗头。
研究背景
在近三十年的欧美文学批评界，从来没有一个批评家像巴赫金吸引了如此之多的热烈讨论和深入研究。各种各样关于巴赫金的论文，专著，期刊，研讨会，甚至研究所，都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巴赫金这种经久不衰的魅力正是来源于他理论体系的高度不确定性，未完成性，兼容性和开放性。当然，更重要的是，巴赫金以其特有的睿智把思维的触角从文学批评发轫，揭示了人类文明中的某种共性的东西，并且将小说理论发展到正统的诗学的高度。而社会学者，政治批评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等都从他的思想中找到灵感，并在这个高度全球化的后现代语境中，发展出独特的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一位学者称巴赫金为“诗人”，因为他和诗人一样，“充分的言说出了所有人心里都感觉到的但是却无法表达的东西。”
巴赫金的生前和生后际遇都是现代文学史上富于戏剧性的故事。这位出生于1895年苏联西部城市奥廖尔的天才思想家在他23岁的时候取得了圣彼得堡的古典文学学士学位。在二十年代，巴赫金终日浪迹于苏联的几个小城市，和他文学圈子里面的几个朋友们讨论各种各样的哲学，宗教，政治话题。早年的巴赫金受康德，克尔凯郭尔，克亨的影响颇深，自觉的把继承了欧洲的古老的哲学传统。俄罗斯内战后，巴赫金来到了列宁格勒，并开始在1929年写作他那本改变了以后文学理论面貌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但是几乎在同时，斯大林的白色恐怖也开始伸向了苏联的知识分子。巴赫金被逮捕了，并遭到了流放。他本人连同他的著作一样在人们的视野中销声匿迹，很多西方偶尔对他感兴趣的学者甚至都以为他死掉了，而巴赫金提出的“创作问题”也被淹没了近三十年。直到1963年，当苏联的政治空气吹进几缕自由的暖风的时候，巴赫金才重新回来，并修订了当年的那本书，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为题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从此，欧美的文学研究者开始惊呼“发现巴赫金”，并形成了蔚为大观的研究队伍，而俄罗斯也后来居上，凭借语言和文化优势，对巴赫金理论做了很多有意义的阐述和发展。在这一领域上，中国的学者一落伍就是二十年。一直到1998年，我们才由河北出版社推出了国内著名巴赫金学者白春仁先生主译的《巴赫金全集》（六卷）。目前，和国外的巴赫金热正日益降温相比，国内学者对于巴赫金的研究正越来越热，“复调”“对话”“狂欢化”等词频繁的出现于各种学术论文的标题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时髦。
总的来说，大家在做两方面的工作。第一，从纯文艺理论的角度来阐述巴赫金的思想体系，并试图扩宽或者补足其理论的能指和阙失。第二，应用巴赫金小说诗学的主要原则来解读中国传统文学和当代文学中的复调性。（譬如有人研究《红楼梦》《尘埃落定》的复调特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在巴赫金研究中有价值的创见并不多，很多甚至仅仅是停留在对某些时髦术语的简单误读上。
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论文拟题为《巴赫金复调小说的诗学问题》，这个题目显然来自于他本人的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这其实正是巴赫金所说的“仿格”。巴赫金认为仿格是实现双声语的重要修辞手段。因而，本文也希望能够通过对复调理论的分析和反思来达到和他的声音进行对话的目的。具体的来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 爬梳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重要思想，重新提炼他的诗学主题，即对话，复调，双声语等。这也许是国内任何一本关于西方文艺理论的教科书都总结过的。但是我希望能够在反复研读巴赫金全集的基础上，能独立的将之重新表述出来。
2） 针对国内某些该领域论文的缺陷，指出我们在理解巴赫金中的误区，并力图廓清巴赫金某些被曲解被混淆的的重要概念。因为人们在研究巴赫金的时候，会发现巴赫金在创造使用某些特殊的术语时，很少对之做出严格的定义（如“对话”这个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某些人望文生义，将巴赫金的学说浅薄化。
3） 将巴赫金的思想置身于他所处的大的文化语境中，分析他和当时的哲学传统，文学运动，以及政治氛围中的可能的对话关系。这其中将重点关注康德（巴赫金就是因为公开讲授他的理论而遭到告密并被逮捕留放），索绪尔，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批评，俄罗斯的形式主义批评（主要是陌生化诗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等。
4） 大范围收集最新资料，介绍西方学界关于巴赫金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其中对于巴赫金的尖锐批评以及其拥护者的响应。本文将试图在这个“众声喧哗”中，以平等的身份加入对话中，并力求提出一些原创性的观点。
5） 结合上述论及的复调小说的诗学问题，本文将通过巴赫金生前生后的小说文本做例子，在传统叙事学和新叙事学的框架下，对复调小说的可能形式，修辞格，以及所谓的超语言学特征做一个全新的归纳和拓展，从而实证巴赫金思想的未完成性。
6） 简要的讨论巴赫金诗学在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应用前景和借鉴价值，预测未来进一步对话的可能领域和途径。
本论文的意义首先在于，巴赫金的研究是西方文艺理论研究的最前沿。巴赫金的思想内容繁杂，博大精深，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批评小说理论的范畴，甚至上升到人类思考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本身，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本文将从巴赫金原著以及海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出发，本着不盲从，不盲信，不作文字搬运工，独立思考，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原则，力图能做出真正原创性的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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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辽 东 猫 调
作者：我姥（王淑珍1911－1993）
斑狸猫 武壮士
十八般武艺样样全
老虎闻声来认师
学会猫家百兽拳
谁知它翻脸不认人 不认人
白额虎 忘情谊
欲除狸猫夺霸权
老虎追猫大树底
窃喜师傅性命完
谁知它狸猫树上蹿 树上蹿
只听得树上—
“喵喵喵 喵喵喵
枉我将你功夫教 功夫教
幸亏为师留一手
爬上大树把命逃
任你恶虎嗷嗷嗷 嗷嗷嗷”
1
公蛋是我们这一片的猫头。这是我家大肥想坐却坐不上的位置。
公蛋是一只狸猫，“狸猫换太子”的“狸”，“狸猫换太子”的“猫”。这厮打生下来就被主人抽了懒筋。养猫的人都知道，抽掉了懒筋的猫能长得更壮实，更凶悍，而且更会捉老鼠。公蛋身型健硕，黄色的皮毛带有美丽的斑斓，就象一只小老虎。它的尾巴又粗又长，这是它炫耀雄性威力的权仗。
我家大肥是一只包公脸。养猫的人都知道，猫里面最厉害的除了狸猫以外，就数这个包公脸了。大肥的脸一半黑，一半白，四个爪子也是白的，就象穿着黑礼服戴着白手套一样。大肥原本在我家这片也应该凭着它俊朗的包公脸称个小王小霸，和公蛋一决高低的。但是大肥没有抽过懒筋，不仅如此，而且懒筋似乎还比别的猫多了几根，所以我家大肥没有成为猫头，而成为了大肥。
这里有我的错，因为打小我姥要给我家大肥抽懒筋的时候，我死活不同意，我怕大肥疼。后来我家大肥该练上树功和刚爪功的时候，我也没让它怎么捣腾，我怕它累着。相反，我让它好吃好睡，即使在大肥梦游周公的时候也不忘记伺候着它。我的拿手绝活就是给它挠痒。养猫的人都知道，猫最喜欢人给它挠脖子，每次我给它挠那儿的时候，我家大肥就把头扭过来，把圆滚滚的肚皮翻上来，举起四个大肉爪，一幅极度享受的样子，还顺势打起了呼噜。结果，在我糜烂的呵护下，大肥两岁的时候连墙头都爬不上去。但是我有招，我就走到墙下，把肉嘟嘟的大肥举到我肩头，然后说：“来，大肥，上！”
至于我家大肥到底有多重，我可是清楚得很。那时我刚学完《曹冲称象》，就心生一计，拿了我姥的拐杖，一头挂上我的小书包，一头挂着一个空口袋，然后让我哥捏住拐杖中央，再把大肥放进口袋里。结果只见小书包那头翘得老高，我一看不行，赶快拿来我哥和我的《新华字典》装进书包里，结果还不行。于是我又跑进房里，拿了我二姨的大字典放进去，这才看见拐杖勉强平了下去。我把书包里的所有东西一古脑的拿到下沟的菜市场，借了卖大葱的大爷的杆秤一称，好家伙，九斤半！我姥说，戏文里唱的狸猫换太子，那狸猫才九斤。可我家大肥比那只大狸猫还沉半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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